这首诗吸取了乐府民歌的长处,语言明白如话,却又耐人寻味。诗歌以白描的手法叙述了一位商人妇的心声。诗歌前两句以平实见长,后两句则想落天外,出语惊人:“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夫婿无信,而潮水有信,早知如此,应当嫁给弄潮之人。“弄潮儿”至少会随着有信的潮水按时到来,不至于“朝朝误妾期”啊!这是思妇在万般无奈中生发出来的奇想。“早知”二字写出她幽怨的深长,不由得自伤身世,悔不当初。“嫁与弄潮儿”,既是痴语,也是苦语,写出了思妇怨怅之极的心理状态,虽然是想入非非,却是发乎至情。
这首诗运笔自然,但内在的逻辑很严密。思妇由夫婿“朝朝”失信,而想到潮水“朝朝”有信,进而生发出所嫁非人的悔恨,细腻地展示了由盼生怨、由怨生悔的内心矛盾。全诗感情真率,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
上片写景,借鸟语传情。辛弃疾对他的重新出任,并没有一般失意文人在偶然得意时的那种“春风得意马啼疾”的快感。相反,他写了这样一个开头:“细听春山杜宇啼,一声声是送行诗。”当他在春山间行走时侧耳倾听,杜鹃鸟一声声长啼,很有抒情意味,仿佛是为他而写下的抒情诗一样。然而杜鹃的啼鸣,古人都以其声如“不如归去”,能动旅客怀归之思。那么作者只见它送行的殷勤,不觉它劝归的意思,显然是在装糊涂。这里说“送行”,是嘱他别忘归来之意,表达了作者未出行即思归乡的心境。末句突然一个反顿:“朝来白鸟背人飞。”借白鸟见他出山,就因怨愤背飞而去来显化自己的矛盾心情。这里仿佛是目遇心感,随缘而得,但其实是经过构思,富有深意的。因为第一,作者用了自己的旧典:当年他初隐带湖,就在词里表示过与盟鸟结盟,永不背叛,(《水调歌头·盟鸥》)而今居然食言了。第二,作者还借用《列子》典故,表明当人有了机心之后,白鸥自会识破而远飞避害。而今白鸥见他就背飞而去,显然是不满于他那欲有作为的机心。所以白鸟这个意象,虽然取象于当前,但一能显示他的自笑机心,二能显示他的自笑背盟,措意曲折而深隐。
下片写情,借典故寄意。前两句,借汉代隐士郑子真屡受诏书而不肯出,东晋大隐士陶渊明一挂冠即至死不仕的典故,表明当年自己也曾像郑子真,陶渊明一样,隐于岩石下,手把菊花饮。末句突然一个反转,以前人讽刺同隐者违约出仕而作的《北山移文》,来自嘲自己的愧对山中故人,不能像郑子真,陶渊明一样坚定其志,却是半道背盟了。这次出山,与其说是为国家建功立业,不如说是对这些年来久已习惯了的“隐逸生涯”的背叛。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待山中故友起而讽刺自己,就已经感到这种大谈归隐之趣后再出仕的行为可吃可羞,说“而今堪诵”,这表明,作者此时确实面临着心理上的压力。这压力,是作者用世与避世的矛盾心情的充分反映。
这首词在表现手法上,借物借事传情达意,把准确和曲折的效果相结合。在结构上,上下两片都采用前二后一的逆转句式,使重心落在每片的末句。而两片之间,结构对称,表意均衡,显得整饬、有力。
这首小诗写诗人春日游园所见所感,写的十分形象而又富有理趣。这首诗情景交融,千古传诵。不但表现了春天有着不能压抑的生机,而且流露出作者对春天的喜爱之情。描写出田园风光的幽静安逸、舒适惬意。这首诗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切美好、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发展,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作者访友不遇,园门紧闭,无法观赏园内的春花。但写得很幽默风趣,说大概是园主人爱惜园内的青苔,怕我的屐齿在上面留下践踏的痕迹,所以“柴扉”久扣不开。将主人不在家,故意说成主人有意拒客,这是为了给下面的诗句作铺垫。
由于有了“应怜屐齿印苍苔”的设想,才引出后两句更新奇的想象:虽然主人自私地紧闭园门,好像要把春色关在园内独赏,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后两句诗形象鲜明,构思奇特,“春色”和“红杏”都被拟人化,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引起读者许多联想,受到哲理的启示:“春色”是关锁不住的,“红杏”必然要“出墙来”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样,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也是封锁不住、禁锢不了的,它必能冲破任何束缚,蓬勃发展。
从诗意看,门前长有青苔,足见这座花园的幽僻,而主人又不在家,敲门很久,无人答应,更是冷清,可是红杏出墙,仍然把满园春色透露了出来。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
这首诗在写作上有很多好处。其一是写春景而抓住了特点,突出了重点”。陆游《马上作》云:“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用“杨柳”的金黄、嫩绿来衬托“红杏”的艳丽,可谓善于突出重点。叶绍翁这首诗应是从陆游诗中脱胎而来,用一“出”字把红杏拟人化,更是抓住了春景特点,突出了重点。其二是“以少总多”,含蓄蕴藉。比如“一枝红杏”就是“满园春色”具体而集中的表现,一枝红杏就代表了墙内百花。其三是景中有情,诗中有人,而且是优美的情、高洁的人。门虽设而常关,“小扣柴扉”又“久不开”,其人懒于社交,无心利禄,已不言可知。门虽常关,而满园春色却溢于墙外,其人怡情自然,丰神俊朗,更动人遐思。
其四是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够引起许多联想,从而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春色在这么一“关”一“出”之间,冲破围墙,溢出园外,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关锁不住的生命力度。后人更赋予这两句诗以生活的哲理: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两句诗也便获得了新的生命,流传不绝。
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