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通过描写园圃中优美的夏景来寄寓思乡之情,写景极为细腻生动,抒情自然而深挚,章法也很绝妙。
上片通过由远及近,由边缘渐至中心的方式描摹盛夏景色,勾勒出中山县圃姑射亭的环境。作者采用绿色作为主要的基调,然后在用暖色加以点缀,使用视觉和听觉,大大增强了对景色的主题感受。
“新篁摇动翠葆,曲径通深窈。”碧色的竹叶和幽径蜿蜒的小径,给人清爽舒适的感觉。夏日微风吹来,新篁摇曳,翠盖亦随之晃动,似觉凉生几席。作者善于观察,此处选择了一些最能反映夏季生活特点的典型景物,如新篁,只有夏季才有,秋冬的竹子不能叫新篁。
“夏果收新脆,金丸落,惊飞鸟。”夏季果实丰收,“新脆”二字最富妙用,一个“脆”字,概括了脆丰硕果实的赞叹,好像尝到了新鲜脆嫩的果实,似觉果香四溢,齿颊留芳。“金丸落,惊飞鸟”,化用了李白诗句“金丸落飞鸟”(《少年子》),运用如“金丸”色彩斑斓的词,令人目不暇接,此处金丸比喻夏果。
“浓翠迷岸草。”接着,作者目光转移到池塘。作者运用了最能唤起读者审美情趣的色彩美。夏季草木繁茂,江南大地成了绿色的海洋,眼前夏景,色彩斑斓,更富于迷人的魅力,令人神往。
“蛙声闹,骤雨鸣池沼。”郁郁葱葱的岸草,喧闹的蛙声,这些夏日里才有的典型事物被集中在一起来表现田园的生活,别有一番情趣。浓翠,形容岸草,比直接写青草富于美感。着一“迷”字,就涂上了词人的主观感情色彩,赋予了青草以迷人的吸引力。尤其是对池蛙的生动描绘,骤雨前那种湿润的、带着泥土芳香的气味。如见其景,如闻其声。作者通过绘画布局手法,使盛夏景色的安排各得其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美的境界。
下片由写景到抒景。“水亭小。”周围环境描写缩小到词人具体住处,一座小小的临水亭院,水亭,亦即姑射亭。为本篇的主景。
“浮萍破处,帘花檐影颠倒”,这句化用杜甫诗“灯前细雨檐花落”。其实在杜甫之前,还有人用过“檐花”。丘迟诗“共取落檐花”,何逊诗“檐花落枕前”,李白诗“檐花落酒中”,李暇诗“檐花照月莺对栖”,都用了“檐花”,各人所写自不相同,不能尽合。周邦彦用“檐花”加上“帘影”只是化用前人诗句描写他所居亭院的幽美、闲静。与前所写环境之幽美互相组合,协调一致,更增进了环境的整体美。没有必要和杜甫所写的“檐花”用意相合。所以《野客丛书》不同意《苕溪渔隐丛话》的意见:“详味周用‘檐花’二字,于理无碍,渔隐谓与少陵出处不合,殆胶于所见乎!大抵词人用事圆转,不在深泥出处,其组合之工,出于一时自然之趣。”
“纶巾羽扇,困卧北窗清晓”,由周围环境写到住所,由住所写到住所中的主人。从远到近,由大到小,范围逐步收缩,最后集中到人,足见其层次结构之谨严。“困卧”二字正与“水亭小”相呼应,表示他此时虽在避暑,但心情并不愉快。他有一首《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下片云:“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时眠。”这与《隔浦莲近拍》是同在溧水夏天写的。可见他在溧水任上心情苦闷,情绪消沉,有如社燕飘流之感。因此,他也和古代许多士大夫文人一样,在仕途不得意时,总是想归故乡。
“屏里吴山梦自到。惊觉,依然身在江表。”作者从“卧”字起笔因屏上所画吴山而联想到故乡山水,不觉在“困卧”中梦游故乡。直到写到梦醒后,“依然身在江表。”一笔刹住不再往下说,他那失望、惆怅的心情,可以思而得之了。
因为有了爱情,生活才有了调味剂。于是,才有了那么多赏心悦目的诗词歌赋,因为有了感情,辞赋便变得更有味道。虽然纳兰的爱情路十分坎坷,不过还好,在他的内心,始终保存了有关爱情的一点追求,而纳兰又将这点追求,放入了诗词中,时刻提醒自己,原来,爱情并未走远。
这首《清平乐》情辞真切,将相恋之中人们想见又害怕见面的矛盾心情,一一写出。“风鬟雨鬓”,本是形容妇女在外奔波劳碌,头发散乱的模样,可是后人却更喜欢用这个词去形容女子。女子与他相约时,总是不守时间,不能准时来到约会地点。但纳兰在词中却并无任何责怪之意,他言辞温柔地写道: “偏是来无准。”虽然女子常常不守约定时间,迟到的次数很多,但这并不妨碍纳兰对她的宠爱。想到与女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纳兰的嘴角便露出微笑。“倦倚玉阑看月晕,容易语低香近。”记得旧时相约,你总是不能如约而至。曾与你倚靠着栏杆在一起闲看月晕,软语温存.情意缠绵,那可人的缕缕香气更是令人销魂。如今与你远隔天涯,纵使期许相见,那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了。从此以后便独自凄清冷落、孤独难耐,面对黄昏、梨花而伤春伤别。
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但是美好总是稍纵即逝在纳兰的回忆里,这份美好过分短暂。好像柔软的风,只是轻微吹过脸庞,便已逝去。“软风吹过窗纱,心期便隔天涯。”与《清平乐》的上片相比,下片的格调昆得哀伤许多,因为往昔的美好回忆过后,必须要面对现实的悲凉。在想过往日与恋人柔情蜜意之后,今日独自一人,看着春光大好,真是格外感伤。纳兰一向是伤春之人,那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一份早已远逝的情感,就如同这春光一样,虽然眼下再怎么美好,总有逝去的那一天。“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结局就是这样,有时候,人们往往知道结局是无法逆转的,但站在时光的路口,依然想不自量力地去扭转乾坤。
诗的开头先从孟郊《移居》诗说起,因为他自己也正在“移居”(由徐州到湖州)。移居显得如此清贫,于是他又很自然地联想起杜甫的“留得一钱看”这句自慰兼自嘲的话。下两句转入耳聋。杜甫的另两句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若只从字面上寻找,对得上号的仅是耳聋,可是,他引这两句杜诗,是想从整个精神上合拍,只有这样,典才用活。“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这些,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牢骚块垒。
下面便是正面入题,用亦庄亦谐的口气发表议论。他说:一般人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那么战战兢兢,我才不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人家把蚂蚁之动看作牛斗,当成风雷,他听来不过是一声唉罢了。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听,“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患得患失之情,在他思想上已一扫而空,他已不必像古人那段“枕流洗耳”了。诗人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自从他离开朝廷之后,多年来忧谗畏讥,不见不闻,反倒觉得洁净。
接着,他又深一层抒发感慨说:“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一个人若是能浑浑沌沌就好了,一有知识,便有忧患,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知识愈多,必愈加敏感,这就更坏事了,纷纷扰扰,等于酒后生风,眼花缭乱,会惹下很多“口业”。这里,还同时提到“诗债”,很像是针对“乌台诗案”的谶语,但实际上诗人是不可能预知的。
再下面,他的感慨愈旋愈深,索性倾吐出内心的真情。他说:“君知五蕴皆是贼。”对事物的敏感于已有害,幸而他已耳聋,“人生一病今先差”,尽可不闻不问了。但是,他关注时政的心还在,一切不闻不问的努力还是会化为徒劳,所以“不见不闻还是碍”,诗人欲求超脱、终究不能超脱的心情至此和盘托出。
诗写到这里,意思已完全说清了。但为了让诗人自己和对方都轻松一下,他又强颜为笑,想用几句诙谐话遮盖住刚才所触及的衷曲。“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意思是:你心疑我是装聋,所以写出这样险怪的诗来作调侃,可是,你须明白,你这种过分的聪明,会使你自己受到上天的戏弄,成了“三耳秀才”。
这首诗,恰好总结了诗人在“乌台诗案”之前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情绪:他忧谗畏讥,却又过于“托大”,此时还是“我觉风雷真一噫”,到乌台诗案之时,只能“魂惊汤火命如鸡”(系于狱中所作)了。他经此打击,创巨痛深,所以在“诗案”以后,诗作的风格上以至手法上都有改变,由刘禹锡那样的喜好讽刺,转而为白居易式的旷达、陶渊明式的恬适——一句话,不再那么天真了。
天真,坦率,是诗人的本性,却又是他的苦难根源。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