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八十年间万首诗，“数篇零落从军作，一寸凄凉报国心”，一直鼓舞着人们抗击外侮，保卫祖国；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际，更激起爱国者的共鸣。林景熙这首诗作于南宋刚灭亡时，他披读陆游的《剑南诗稿》，被陆诗深深地打动。诗中肯定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概括陆游一生坎坷经历和报国雄心，最后接入自己，把当前现实与陆游所处时代作对照。诗将叙事与抒情紧紧地融合在一起，雄浑而劲健。全诗言近旨远、意深辞婉，句句发自肺腑，缠绵中见悲壮，在林景熙诗中很有代表性。
全诗四句一韵，每韵为一段，表达一层意思。
第一段肯定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说他相当于唐朝的杜甫。在写时，先标举杜甫的诗是诗史，然后举杜甫《杜鹃》诗中“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句为例，说明杜诗反映了国家动乱，诗的宗旨是忠君爱国。在此定论下，再述陆游诗与杜甫旗鼓相当，性质相同，高屋建瓴地肯定了陆游。这样开场，避免了低手直截浅露的写法，从远处逗起，稳重自然。诗中“旗鼓雄”、“摩其垒”二军事用语，又密合陆游诗“篇中十九从军乐”的内容风格。陆游一生敬仰杜甫，向杜甫学习，他在诗中多次这样说杜甫：“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这是在说杜甫，也是说自己。在林景熙前，刘应时《颐庵居士集》卷一《题放翁剑南集》也曾这样说：“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觉天地小。平生一饭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扫。”与林景熙一样，都把陆游比作当代杜甫，不仅十分恰当，也深得陆游本心。
第二段四句，概括陆游一生坎坷经历。“轻裘骏马成都花”，写陆游在乾道年间在四川任职的一段经历。陆游在成都为官时，曾写过《花时遍游诸家园》等赏花诗，所以林景熙拈出看花一事，以概括他入川经历。
“冰瓯雪碗建溪茶”，写陆游在福建事。陆游在淳熙年间任提举福建常平茶盐事，所以诗举饮茶事，既是因为福建是著名产茶区，陆游又官管茶叶收购的官，一语双关。这两句所写，一东一西，跨地极大，故用以代陆游宦迹。以下便以“承平麾节半海宇”作一总写，然后说他晚年退隐家乡鉴湖。通过四句诗，有分有合，精炼地概括了陆游的一生；“承平”二字，已将他难以报国的不得已隐藏在内，尤为春秋之笔。
第三段写陆游的报国雄心。承接上“承平”字，说他在承平时代无法实施自己的爱国抱负，上前线去杀敌，收复失土，只好沉湎诗酒，把满腔热忱通过诗歌来表达出来；而他胸中，时刻以未能手枭敌首为恨，所以空有豪情，眼睁睁地看着中原沦丧，无力挽救。这一段，隐曲地批判统治者苟且偷安，不图恢复，高度概括了陆游一生的心事。渴望杀敌是陆游诗的主旋律，这类诗在陆游集中俯拾皆是，这首诗中“床头孤剑”二句，就是反用了陆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句。
末段四句，接入自己，把当前现实与陆游所处时代作对照。陆游当时是眼睁睁地看着沦陷的中原无力收复；林景熙所处的时候，中原依然沦陷，遥望北方，青山隐隐，笼罩在一片哀愁之中。
更令人揪心裂肺的是，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也已打破，国家已经灭亡，只剩下东南一带，还有残余的宋军在抵抗元人。因此，诗人感叹，国势已无法挽回，陆游的后裔确是见到了九州一统，然而是被敌人统一，他们在遵照陆游遗嘱家祭时又怎么向他禀告呢？这一段，“青山一发”是化用苏轼“青山一发是中原”句；末两句是本陆游《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写得沉痛之极。这时候，诗人已经把陆游的悲与自己的悲完全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充满着血泪。正如陈衍《宋诗精华录》所评的那样：“事有大谬不然者，乃至于此，悲哉！”
全诗把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所题的是陆游的诗集，但在赞诗时更重在赞人。诗写得一意相贯，层层推进，悲壮雄浑，同时善于概括，尤其是在成句的化用上，浑如生成，自然的当，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艺术功力。
这首诗中所说的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唐河西节度府设于此地。馆，客舍。从“河西幕府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等诗句看，岑参此时在凉州作客。凉州河西节度使幕府中，诗人有许多老朋友，常欢聚夜饮。
此诗写作者赴北庭途经凉州在河西节度府作客，与老朋友欢聚宴饮的景况，同时写到了凉州的边境风格及民俗风情。全诗格调豪迈乐观，尤其把夜宴写得兴会淋漓，充满了盛唐的时代气象。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首先出现的是城头弯弯的明月。然后随着明月升高，银光铺泻，出现了月光照耀下的凉州城。首句“月出”，指月亮从地平线升起，次句“月出”，指月亮在城头上继续升高。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是随着月光的照耀，更清晰地呈现了凉州的全貌。“凉州”，有的本子作“梁州”（今陕西汉中市）。这是因为后人看到“七里十万家”，认为甘肃凉州没有这种规模而妄改的。其实，唐前期的凉州是与扬州、益州等城市并列的第一流大都市。“七里十万家”，正是大笔淋漓地勾画出这座西北重镇的气派和风光。而下一句，就更见出是甘肃凉州了。凉州在边塞，居民中少数民族很多。他们能歌善舞，多半会弹奏琵琶。不用说，在月光下的凉州城，荡漾着一片琵琶声。这里写出了凉州城的歌舞繁华、和平安定，同时带着浓郁的边地情调。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仍然是写琵琶声，但已慢慢向夜宴过渡了。这“一曲琵琶”已不是“胡人半解弹琵琶”的满城琵琶声，乃是指宴会上的演奏。“肠堪断”形容琵琶动人。“风萧萧兮夜漫漫”，是空旷而又多风的西北地区夜晚所给人的感受。这种感受由于“琵琶一曲”的演奏更加增强了。
以上六句主要写环境背景。诗人吸取了民歌的艺术因素，运用顶针句法，句句用韵，两句一转，构成轻快的、咏唱的情调，写出凉州的宏大、繁荣和地方色彩。最后一句“风萧萧兮夜漫漫”，用了一个“兮”字和迭字“萧萧”、“漫漫”，使节奏舒缓了下来。后面六句即正面展开对宴会的描写，不再句句用韵，也不再连续使用顶针句法。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两句重复“故人”二字，见出情谊深厚。因为“多故人”，与各人离别的时间自然不尽相同，所以说“三五春”，下语是经过斟酌的。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花门楼”在这里即指凉州馆舍的楼房。二句接“故人别来三五春”，意思是说：时光迅速，又到了秋天草黄的季节了。岁月催人，哪能互相看着在贫贱中老下去呢？言下之意是要赶快建立功业。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一个“笑”字，写出岑参和他朋友的本色。宴会中不时地爆发出大笑声，这样的欢会，这样的大笑，一生中也难得有几回，老朋友们端着酒杯相遇在一起，能不为之醉倒。
这首诗把边塞生活情调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结合了起来。全诗由月照凉州开始，在着重表现边城风光的同时，那种月亮照耀着七里十万家和城中荡漾的一片琵琶声，也鲜明地透露了当时凉州的阔大的格局、和平安定的气氛。如果拿它和宋代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相比，即可见同样是写边城，写秋天的季节，写少数民族的音乐，但那种“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的描写，所表现的时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
至于诗所写的夜宴，更是兴会淋漓，豪气纵横，不是盛唐的人不能如此。“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不是有感于时光流逝，叹老嗟卑，而是有着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豪迈感，表现出奋发的人生态度。“一生大笑能几回”的笑，更是爽朗健康的笑。它来源于对前途、对生活的信心。同样，末句“须醉倒”，也不是借酒浇愁，而是以酒助兴，是豪迈乐观的醉。以酒助兴，兴浓欢悦，笑声爽朗，豪迈乐观，读者从人物的神态中，能感受到盛唐的时代脉搏。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