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即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前部分写白发老诗人的自我形象,气韵生动且含蕴丰富,渲染出一种悲凉深沉的抒情氛围;后部分直发议论,直诉胸怀。这两首诗情感深厚执着,风格沉郁顿挫。
从抒情主题上看,同作者晚年的许多类似的作品一样。它无非是说:我虽已到暮年,仍然忧念国事民瘼,不改初衷。但本篇表情达意仍有自己的特色,诗境浑成一气。
但写得精彩的是上半首。“暮年”句看似平淡,实则颇有含意。伛偻溪头的支筇老叟,理当颐养天年,没有什么心事。“暮年心事”与“一枝筇”并列,语句的背后蕴含着多少牢骚与感慨。烈士暮年,忧思难泯,壮志未已。这正是此句的含意所在。第二联是移情于景。山衔落日,野旷天低。鸦起平沙,黑压压一片,蔽空而至。这一景物描写涂上了很浓的主观色彩,是烈士暮年眼中的萧索之境。到第三联,诗人笔锋一转,直抒胸臆,道出了自己暮年的心事。意谓:今日之天下,可忧之事知多少,而自己只是一介书生,虽有耿耿孤忠,却无地自效。不过,我人虽在野,军国大事、民生疾苦仍然萦绕于心,又怎能浮沉酒盏中,对此不闻不问呢。
陆游虽然师事曾几,受过江西派的沾溉,但给予他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杜甫、岑参、白居易诸人。特别是这两首《溪上作》,其高度执着的爱国热情,其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更可见杜甫的影响。
公元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卧病之机,率羽林军发动政变,诛除武氏佞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逊位,迎中宗复辟。
这是唐代历史上的一大事件,当时影响所及,一批文人朝士因“倾心媚附”二张而尽数被贬至岭南各远恶诸州。作为武氏朝廷的著名词臣的宋之问,自然难逃此厄,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县一带)参军。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都是与宋之问同时在朝的诗人。唐代习惯用兄弟排行的行次与人名并称,如杜审言排行第五,称杜五审言。其余几人的称谓亦如此。他们都因与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交往而得罪被贬往岭南的。宋之问因病晚行,当途经端州驿时见杜、沈、阎、王各题诗于壁上,便感慨地写了这首诗。这首诗虽即兴而作,但情感充沛,语言流畅,生动感人。前人曾评说,宋之问“运笔如舌”,“古诗多佳”。这首七言古诗就是一个例证。
诗的开头两句,语言平直,如同与四位朋友相对而言:“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意思是说:我们这些有罪的臣子,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从北方流放到南荒,原以为在南荒大家还能够经常见面。想想远离家乡能有朋友作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岂料南中歧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意思是说:谁料到南中会有这么多岔道,千山万水使各个乡县重重相隔,哪里还能见到朋友们的面呢?这实际上是借景抒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深沉的懊丧和哀愁。“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是写对朋友们的思念的。一般形容分离,或说“云飞雨散”,或说“雨飞云散”,宋之问独用“云摇”一词来表现他在《桂州三月三日》诗回忆早年飞黄腾达的情景时说:“风举云摇入紫微。”
正所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贵为朝臣,不能单凭个人的才力,尤其是在唐代,知识分子要得到重用,必须有达官贵人举荐。宋之问是深明个中奥秘,而且也深有体会的。他媚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或许也正是想乘其“风举”、“云摇”吧。岂知武则天病危,张易之被杀,而他也受到了株连。
这里的“云摇”有暗指皇威或政治势力之意,后者使他们象雨点般散落四方。“翻飞”也含有命运不测之意。“海阔天长”说明朋友之间相距遥远。杜审言流放峰州,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部;阎朝隐贬崖州,即今海南岛琼山县,都要过海才能到达贬所。而沈佺期谪迁驩州,即今广西崇左县,相传是舜放驩兜的地方,这些地方离宋之问要去的贬所泷州,即今广东罗定县,都还很遥远。古代交通不便,因此诗接着说“音信稀”。彼此之间难以来往和互通消息。“音信稀”又和“每相见”遥相照应,更增强了悲凉的情味。
诗人在驿前孤寂地思念着同样遭遇的朋友,为朋友和自己的未来担心、忧虑:“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上句是写虽然各人所去的地方不同,但都同样充满瘴疠,山川满目凄情。下句以深沉的长叹收结了全篇。中原人大多不适应南方偏僻地区炎热的气候,视岭南为蛮荒之地,被贬谪的人初到岭南都有九死一生的恐惧感。比宋之问他们早一年多贬到端州的高戬就病死在那里。与高戬同时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的张说于公元705年(神龙元年)初被赦返京,再过端州时题有《还至端州驿站与高六别处》:“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宋诗的结尾“自怜能得几人归”,也许是看了张诗有感而发的。
这首七言古诗平易晓畅,明白如话,于平易中见奇妙。诗的遣词造句十分贴切自然,而且极富表现力;恰切地运用了双声、叠韵及重复,读起来音韵和谐,错落有致。全诗八句话,五十六个字,写得波澜起伏,跌宕生姿。就此诗而言,由见题壁而引发对友人的思念,进而表露被贬岭南的愁绪,其情感发展由失望感伤、孤独寂寞而凄苦愁虑、迷惘忧惧,真切地道出了被贬的内心心理,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