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即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前部分写白发老诗人的自我形象，气韵生动且含蕴丰富，渲染出一种悲凉深沉的抒情氛围；后部分直发议论，直诉胸怀。这两首诗情感深厚执着，风格沉郁顿挫。
从抒情主题上看，同作者晚年的许多类似的作品一样。它无非是说：我虽已到暮年，仍然忧念国事民瘼，不改初衷。但本篇表情达意仍有自己的特色，诗境浑成一气。
但写得精彩的是上半首。“暮年”句看似平淡，实则颇有含意。伛偻溪头的支筇老叟，理当颐养天年，没有什么心事。“暮年心事”与“一枝筇”并列，语句的背后蕴含着多少牢骚与感慨。烈士暮年，忧思难泯，壮志未已。这正是此句的含意所在。第二联是移情于景。山衔落日，野旷天低。鸦起平沙，黑压压一片，蔽空而至。这一景物描写涂上了很浓的主观色彩，是烈士暮年眼中的萧索之境。到第三联，诗人笔锋一转，直抒胸臆，道出了自己暮年的心事。意谓：今日之天下，可忧之事知多少，而自己只是一介书生，虽有耿耿孤忠，却无地自效。不过，我人虽在野，军国大事、民生疾苦仍然萦绕于心，又怎能浮沉酒盏中，对此不闻不问呢。
陆游虽然师事曾几，受过江西派的沾溉，但给予他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杜甫、岑参、白居易诸人。特别是这两首《溪上作》，其高度执着的爱国热情，其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更可见杜甫的影响。
公元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卧病之机，率羽林军发动政变，诛除武氏佞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逊位，迎中宗复辟。
这是唐代历史上的一大事件，当时影响所及，一批文人朝士因“倾心媚附”二张而尽数被贬至岭南各远恶诸州。作为武氏朝廷的著名词臣的宋之问，自然难逃此厄，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县一带）参军。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都是与宋之问同时在朝的诗人。唐代习惯用兄弟排行的行次与人名并称，如杜审言排行第五，称杜五审言。其余几人的称谓亦如此。他们都因与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交往而得罪被贬往岭南的。宋之问因病晚行，当途经端州驿时见杜、沈、阎、王各题诗于壁上，便感慨地写了这首诗。这首诗虽即兴而作，但情感充沛，语言流畅，生动感人。前人曾评说，宋之问“运笔如舌”，“古诗多佳”。这首七言古诗就是一个例证。
诗的开头两句，语言平直，如同与四位朋友相对而言：“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意思是说：我们这些有罪的臣子，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从北方流放到南荒，原以为在南荒大家还能够经常见面。想想远离家乡能有朋友作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岂料南中歧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意思是说：谁料到南中会有这么多岔道，千山万水使各个乡县重重相隔，哪里还能见到朋友们的面呢？这实际上是借景抒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深沉的懊丧和哀愁。“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是写对朋友们的思念的。一般形容分离，或说“云飞雨散”，或说“雨飞云散”，宋之问独用“云摇”一词来表现他在《桂州三月三日》诗回忆早年飞黄腾达的情景时说：“风举云摇入紫微。”
正所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贵为朝臣，不能单凭个人的才力，尤其是在唐代，知识分子要得到重用，必须有达官贵人举荐。宋之问是深明个中奥秘，而且也深有体会的。他媚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或许也正是想乘其“风举”、“云摇”吧。岂知武则天病危，张易之被杀，而他也受到了株连。
这里的“云摇”有暗指皇威或政治势力之意，后者使他们象雨点般散落四方。“翻飞”也含有命运不测之意。“海阔天长”说明朋友之间相距遥远。杜审言流放峰州，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部；阎朝隐贬崖州，即今海南岛琼山县，都要过海才能到达贬所。而沈佺期谪迁驩州，即今广西崇左县，相传是舜放驩兜的地方，这些地方离宋之问要去的贬所泷州，即今广东罗定县，都还很遥远。古代交通不便，因此诗接着说“音信稀”。彼此之间难以来往和互通消息。“音信稀”又和“每相见”遥相照应，更增强了悲凉的情味。
诗人在驿前孤寂地思念着同样遭遇的朋友，为朋友和自己的未来担心、忧虑：“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上句是写虽然各人所去的地方不同，但都同样充满瘴疠，山川满目凄情。下句以深沉的长叹收结了全篇。中原人大多不适应南方偏僻地区炎热的气候，视岭南为蛮荒之地，被贬谪的人初到岭南都有九死一生的恐惧感。比宋之问他们早一年多贬到端州的高戬就病死在那里。与高戬同时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的张说于公元705年（神龙元年）初被赦返京，再过端州时题有《还至端州驿站与高六别处》：“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宋诗的结尾“自怜能得几人归”，也许是看了张诗有感而发的。
这首七言古诗平易晓畅，明白如话，于平易中见奇妙。诗的遣词造句十分贴切自然，而且极富表现力；恰切地运用了双声、叠韵及重复，读起来音韵和谐，错落有致。全诗八句话，五十六个字，写得波澜起伏，跌宕生姿。就此诗而言，由见题壁而引发对友人的思念，进而表露被贬岭南的愁绪，其情感发展由失望感伤、孤独寂寞而凄苦愁虑、迷惘忧惧，真切地道出了被贬的内心心理，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