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片写词人登高眺望江上夜景，并引发出孤单无侣、众醉独醒的感慨。此显示出自己的真实用意。

　　起首四句写自己携着手杖登上高楼，只见夜空星斗下垂，江面宽广无边，波涛万顷，月光流泻在蒙着烟雾的洲渚之上。“扫尽”三句，是说江风极大，将天上浮云吹散，江面因风大而无人乘舟夜渡。沉思间又见雁儿飞落在芦苇深处夜宿，并由此引起无限感触。

　　“怅望”两句，先是怅望祖国山河，徒然吊影自伤；这时正值深夜，“鼻息鸣鼍鼓”，这里以之喻苛安求和之辈，隐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慨。“谁伴我”两句，承上；“月流烟渚”、“怅望关河空吊影”，用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诗意，自伤孤独（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结句之“谁共我，醉明月”，与此意同）。李纲与己志同道合，而天各一方，不能在此月下同舞。同舞当亦包括共商恢复中原之事，至此才转入寄李纲本题。

　　下片运用典故以暗示手法表明对宋朝屈膝议和的强烈不满，并表达了自己对李纲的敬仰之情。

　　“十年”这一句，是作者想到十年前，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同时，当时为建炎元年（1127年）。不久高宗南下，以淮南东路的杨州为行都；次年秋金兵进犯，南宋小朝廷又匆匆南逃，扬州被金人攻占，立刻被战争摧为一片空墟，昔日繁华现在犹如一梦，此处化用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遣怀》）诗句。而此时只剩残破空城，使人怀想之余，不觉加强了作者对高宗的屈膝议和感到不满，也加强了作者坚决抵抗金人的南下的决心。“倚高寒”两句，继续写作者夜倚高楼，但觉寒气逼人，远眺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不由愁思满腔，但又感到自己壮心犹在，豪气如潮，足以吞灭敌人。“要斩”两句，运用两个典故反映出对宋金和议的看法。前一句是期望朝廷振作图强，像汉代使臣傅介子提剑斩楼兰（西域国名）王那样对付金人。词中以楼兰影射金国，以傅介子比喻李纲等主战之士。后一句是借汉嫁王昭君与匈奴和亲事，影射和议最终是不可行的，必须坚决抵抗。杜甫《咏怀古迹》诗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作者在此用杜甫诗意，说明在琵琶声中流露出对屈辱求和的无穷遗恨与悲愤，以此暗示南宋与金人议和也将遗恨千古。“谩暗涩”句，这里运用比喻，以宝剑被弃比喻李纲等主战人物的受到朝廷罢斥压制。“唤取”两句，先以“谪仙”李白来比李纲，兼切李姓，这是对李纲的推崇。李纲自己也曾在《水调歌头》中说：“太白乃吾祖，逸气薄青云。”作者对他评论，即发表意见，面对和议已成定局的形势，爱国之士能否就此隐退苕溪（浙江吴兴一带）垂钓自遣而不问国事。结尾振起，指出要凭浩荡长风，飞上九天，由此表示自己坚决不能消沉下去，而是怀着气冲云霄的壮志雄心，对李纲坚持主战、反对和议的主张表示最大的支持，这也就是写他作此词的旨意。

　　上阕写梅开之盛。开头三句化用姜夔《暗香》“千树压，西湖寒碧”句意，描绘聚景园梅花盛开之美景。“层绿峨峨”，写绿梅如云；“纤琼皎皎”，写白梅如雪；“波痕清浅”，写水中梅花倒影重重。“过眼”三句写相逢之难，感叹物是人非，美境依旧，而心情却已经迥然不同。“过眼年华”，写光阴的迅速；“动人幽意”，写梅情的高雅；“几番春换”写多次逢春才一见园梅。接下来由此接入对往日快乐时事的的追忆，仍以梅花绾合。“唤酒寻芳”，忆当年游赏之处。“盈盈褪妆晚”情景兼到，是生花妙笔。既有对梅花钟爱之情，亦含有对往事眷恋之意。

　　下阕转而写今昔沧桑之感，“已消黯”写词人的伤神，点出国家沦亡的惨痛事实，“况凄凉近来离思”，写朋友之间彼此悬隔，无由再见。接下来的一句更为沉重，作者面对聚景亭中的梅花，发出“应忘却，明月夜深归辇”的哀叹。聚景亭建于宋孝宗时，本为供已经退位的高宗游赏。高宗崩逝后，孝宗、光宗、宁宗等朝，此园遂成为皇家御苑，天子多有游幸。如今国家已属他人，往昔的盛事当然应该“忘却”，可是想忘却的东西恰恰是最不易忘却的，想回避的东西恰恰是最不易回避的。这句满含辛酸眼泪的话语，正带出作者不可遏制的亡国之恨。再二句写漂泊之悲。“纵有残花”，写词人惜梅之意；“征衣、铅泪”，叹江南流浪无期。词的末尾用“一枝梅”的典故，感叹友人相隔之远。既然连“聊赠一枝春”都难以做到，也只有折梅自赏了。

　　本词副标题是咏梅，所以全篇贯穿着梅花的标格和神韵，盛也梅花，衰也梅花。作者的兴废之感都通过这浅淡幽香的生命表达出来，可谓语意传神。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