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劝勉张纬文坚守节操，要像松竹一样，挺立在岁寒之际，其实也是诗人自勉之词，表达了诗人风霜高洁的品质和对蒙古统治者不满之情。全诗采用比兴手法，格调沉郁苍凉，含蕴不尽。
首联起笔扣题，写分别后对张纬文的怀念思恋。用一“聊”字表明诗人平时怀思张纬文之情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滚滚涛涛，无止无息。“书来”恰似在“怀思”这条情感的河流中投入一石，只能是激起更深更广的情感的波澜，引起更深长的怀念，全诗正是对“书来”之后，激起的这种情感波澜的抒写。“清镜平明见白髭”，便是诗人情怀激荡剧烈的外形刻画。收到故人的书信后，诗人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待第二天清早对镜一看，白髭又多添了几根。该句感叹着时光流逝，身心的渐衰，感叹着“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继而深究，该句也依然是在写“怀”，写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人进老境，寂寞孤单，心情抑郁，会更加怀念旧日的生活，远方的友人的。首联并起，紧扣诗题，一以“书来”引“怀思”，一以叹老萦“怀思”。
颔联是诗人对友人诗酒逍遥生活的描述，该情景，或是由诗人想像而来，抑或是友人来“书”自述，意象空灵，含蕴不尽。既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生活无比关切的殷殷深情，也表现了诗人对朋友高尚节操的由衷称颂。明月高楼的景，映现了张纬文气概的豪迈，情志的高昂；高渐离燕市豪饮典事，又暗衬出了张纬文豪爽慷慨的性格。该联以高适的诗意入诗，既表现了诗人遥想中的朋友，在梅花盛开的人日，赋诗抒情的情景，更以高适寄杜甫的诗来比张纬文寄自己的“书”，以高适与杜甫的深厚情谊来比张纬文与自己的诚挚友情，以杜甫闲居浣花草堂自喻，展示出自己闲居故乡的宁静温馨之情，并以之告慰故友。且梅花，切景；人日，切时；草堂，诗人时居忻州野史亭，编辑《中州集》，收集亡金史料，切地；而高适致杜甫，张纬文致诗人，切人。以前人诗意入诗，却又能达到如此妙境，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颈联即承即转，进一步展示人到暮年，儿孙绕膝的安宁心境。如果首联和颔联，诗人抒“怀思”，想故人，基调是抑郁的，情感是凄婉的话，颈联，就显得洒脱昂扬了。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万象更新，春光秀丽；年轻的儿女们穿红戴绿，兴致勃勃，一片欢乐景象。春天，是美好的，给人们以希望与追求；儿女们是天真的，给人以慰藉和幸福。在此，诗人告诉他的老朋友，自己这里，春光明媚，如画似锦，儿女长成，天真浪漫，其景融融，其乐陶陶。该联，既是诗人对自己生活情景的描述，更是诗人自己的自宽自慰，写出了诗人豁达洒脱，开朗进取的性格与心情。而其中，也包含着对友人的一份体贴关怀的情愫。他是不希望朋友为他的处境牵心担忧的，是在用诗向朋友“报平安”了。
尾联“涧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诗意由怀念友人，而升华成为对友人的勉励，升华成为对一种人格操守的礼赞。诗人化用左思诗意，“涧底松”已经成为一种人格操守的象征了。“孤”字，写出了这松的孤标独傲；“二千尺”写出了这松的高大伟岸。即使冬寒严酷，狂雪残压，他仍然傲然屹立，葱绿一片。“孤”“二千尺”“岁寒枝”构成的松的意象，正是高洁的人品，不屈的节操的象征。尽管它身处“涧底”，也永远不改初衷。所以，诗人要情真意切地勉励朋友“殷勤留看”了。
该诗，既有对友人生活的关切，更有对友人保持高风亮节的期盼和勉励，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该诗以诗人主观视角的转换描述和抒怀。首联写自己的心境，颔联转写友人情景，颈联又转写自己的境况与心情，尾联写对朋友的勉励和希望，全诗在视角的转换中，收到了流动跌宕、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
第一首的主旨是伤春。词中，先写春向人们告辞，柳、兰喻春含泪挥手而别，后写一个女子惜春情态，一边惋惜春天的归去，一边又觉得春天对她也有无限依恋之情，作者以拟人手法，把人的表情动作赋予春，有依依难舍之情，郁郁感伤之意，抒发了惜春、伤春的感情。构思新颖，描写细腻，手法多变，充分体现了诗人乐府小章的“清新流畅、含思婉转”的艺术特色。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去也”两字感情色彩极浓。在临别之际一声“去也”。抵得上很多言语，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不忍去、不愿去、又不得不去的衷曲。后来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词“愿去去千里烟波”，连用两个“去”字，也是为了突出他心头不忍去、不愿去而又不得不去的复杂感情。这是从春的一方即客观的一方言之。再从爱春、惜春的一方即主观的一方言之，则“去也”两字更为关情。《西厢记·长亭送别》有句云：“听得道声“去也”。松了金钡；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如果借来作为“去也”两字的注解，就不难想象那种爱春、惜春而又尤计留春的惆怅之情。“多谢洛城人”则又转换角度，以春天的口吻，向惜春之人遥遥致意。作者在短短七字之间展现了两种不同视角的转换，挥洒自如，更显示出其杰出的想像力和文字驾驭能力。
“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泡露似沾巾”两句，紧承前句“多谢洛城人”而来，不写人之惜春，而先写春依恋人，描绘出一幅气韵横生的送春画图，且看那纤弱的柳条随风依依轻摇，就好像挥手作别轻扬起的衣袖；而葡花沾满露珠，更有如一位不胜嫣羞的美人，在离别之际泪湿纸巾。
“独坐亦含颦。”如果说，前面四句都是从春的惜别一边着笔的话，那末这最后一句写到了惜春之人，即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从句中的“独”字可以领悟到，这位抒倩上人公的心情非常寂寞惆怅。旖旎的春光曾给她以欢乐与安慰，或者说，曾激励她满怀憧憬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是，曾几何时，春闹花谢。欢乐成为过去，安慰被失望所代替，理想也终于落空。愁绪煎熬使她坐卧不安：从句中的“亦”字可以表现出除“独坐”以外的独眠、独酌、独吟都已一一行之而终于无法排遣愁绪。在百无聊赖之中，惟有借“独坐”以自持性情，但“独坐”既久，仍不免颦眉蹙额，为愁绪所包围，由此总见得愁绪缠绵深长而避之无由了。
第二首的主旨是惜春，其抒情线索十分显明，抒情的中心非常突出。前两句在词意上是一层转折，次句的“艳阳年”与第三句的“桃花流水”在字面上也构成一个转折，两个七言对偶句与结句在虚实关系上又形成一个转折，通过这层层转折，层转层深地传出了充溢在词人心头的“惜春”意绪。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首句重复第一首的发端，既加深了咏叹的意味，强化了作者伤春、惜春的情感，在结构上也起了与第一首互相呼应的勾连作用，感慨春天的“大势”已去。次句中的“艳阳年”，即“艳阳天”，指阳光灿烂、风光旖旎的春天，“余春”尚在，大家赶紧来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好好地赏玩一下暮春的风致。
“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描写了词人为自己“惜春”的行为所做的打算，桃花凋落，飘洒在溪流水上，这正是暮春常见的景象，倘若桃花落瓣已被流水飘尽，那春天的身影就是确实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词人愿意在溪水边的草茵上席地而坐，面对着落花流水，斟上一杯春竹叶酒，慢慢地喝，悄悄地看，静静地想。
“惟待见青天。”强烈表达出希望自己拟想中的“惜春”行为能够实现的心声。纵然风景无限好，倘使碰上个淫雨连绵、路滑泥烂的天气，这一番打算就全都落空了。所以诗人末句希望老天爷能够帮忙，给人间送来个无云无风的大好晴天。
这两首词运用了拟人的手法表现了从人到春，又从春到人的三次主角转换。作者不写人惜春，反写春惜人，将人情物态揉为一体。构思新颖，手法多变；语言朴实无华，结构紧凑奇巧。全词充分体现了诗人乐府小章“清新流畅、含思婉转”的艺术特色。
本诗借景抒情，以冬夜的肃杀衬托自己途失意的萧索。又以丽服、朱灯与颓颜、华发的对比，表现诗人无奈的迟暮心情。
不是真写自己老迈无用，顾影自惭，而是写自己不受重用，与执政者的心意相左。王维早在天宝十一年即为吏部郎中，而至天宝末，转为给事中，官阶并未升迁。据《旧唐书·李垣传》：“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当时，被排挤出朝廷的有“尚书十数公”，而同时启用了一批归附于杨国忠的年轻人。王维虽未外调，但给事中是谏官，在杨国忠一手遮天的极权统治下，可谓无言可进，无言可采。诗人的孤独与苦闷之情，只能在诗中作委婉的流露。
天宝年问，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当政，王维对这两个反动腐朽的政治集团都有所认识，不愿同流合污，但既然在朝为官，也不能不与其敷衍周旋。诗人内心极其苦闷，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在这首诗中，他叹老嗟卑，惭愧无用，却隐隐地流露出对当朝援引朋党、年少竞进的不满。诗从他人值省中起笔，写寒夜漫长，漏滴声声，宫外草白霜凝，木衰月清。这萧条冷寂的冬夜景色，更加强了诗人的迟暮之感。五六句自绘其形，丽服与衰颜、朱灯与华发相互映照，对比鲜明。言简韵促，寓慨深沉。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