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追述春光中无缘赏花的缺憾。起笔三句写春天衙斋生活小景,大意是,在今春花开时节,整日深锁斋院,面对袅袅茶烟,只觉一派寂寥。点明“花时”,不单交代了节候,更暗含着词人赏花的兴致,而实际上整天所面对的却是“茶烟”,这使作者感到扫兴。原来,这年春夏间密州地区旱灾蝗灾严重,身为州郡长官的苏轼斋戒吃素,忙于到常山祭神祈雨,所以压根儿顾不上赏花,——这是苏轼在此篇词序及《祭常山祝文五首》之一中所说的。在今天看来,苏轼的作法未免可笑,但历史地看,他忧民所忧,关怀民生疾苦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在这大好春光中,词人踪迹所至,看到“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如此而已。言外自然也以良辰美景“不获一赏”而感到遗憾。那么,是否因诸城僻处北国,没有赏花的去处,或者竟无花可赏。以下六句全以“闻道”二字领起,着力写出赏花的好去处,以及“方春牡丹盛开”,花事之盛。不言而喻,这对于浸泡在比较单调乏味的仕宦生活中的词人来说,具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如果说“长”、“古”、“甲”、“名”这些词语传出了词人对春游热点向往的心态的话,那么“国艳带酒,天香染袂”这两句化用唐诗成句,就花王牡丹的色、香进行渲染,更写出对“方春牡丹盛开”的情有独钟。然而词人终究误了佳期,未能如愿以偿,那么他内心的惆怅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片写秋日赏花的感触。换头“清明过了”三句,承上叙事,写暮春花尽的悲哀。“清明过了”,交代时令,表明“花时”已过。“残红无处”,写出“国艳”、“天香”荡然无存的可悲现状。“对此泪洒樽前”,则以重拙之笔直述悲悼之情与沉痛之感。这与前片“闻道”六句叙写的内容有因果联系,或者说前后内在的脉络是相通的,因而使词人在此抒写的情感是真实可信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片至此全是铺垫,意在突出秋日牡丹的可贵。“秋向晚”三句,便转到写当前秋日牡丹:在这晚秋已近的时节,为什么一枝牡丹忽然开放,默默地朝着我,而香艳如故呢?“秋向晚”,与前文的“花时”、“清明过了”相照应,明点词序中的“九月”这一特定时间。“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二句,问得无理而有情。本来,作为自然事物的牡丹花开花落,自有其自身的规律或原因,是与人事无关的,所以说词人问得无理。而这一问曲折地表现词人某种微妙的感情:这一枝牡丹仿佛深知词人“方春牡丹盛开”而“不获一赏”的苦衷,因而赶在寒冬到来之前又一度开放,以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词人在心理上的缺憾得以填补后的欣慰,对“千叶一朵”的激赏以至道谢等,都余味曲包了。秋日牡丹虽是词人所写的重点,但词人并未展开描写,仅用“依然”二字映带上文,便收到了以少总多的艺术效果,这是词人用笔精炼与老到之处。最后五句紧承前三句,着重写对秋日牡丹的感触:眼前的盛会姑且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牡丹啊,你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词人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高会聊追短景,清高不假馀妍”两句,扣住词序中“置酒”会客一事,表现了对当前美景的极度珍惜,以及对“美人迟暮”的担忧,富有自然哲理的意味。结穴三句转为词人对秋日牡丹的劝说,语浅情深,出人意表,表露了词人对名花爱赏的真诚,也寄寓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从结构上看,“春态”、“明年”与开篇的“花时”、“今岁”遥相呼应,不过后者是写实,前者仅是悬想罢了。
这首词颇有几分像写景词或咏物词,其实都不是。这是一首表现生括实感的写怀之作。词人为百姓疾苦而操劳、奔走,而置一春花事于不顾(虽然“花时”是他所由衷喜爱的),确实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词人尽瘁民事的可贵精神。但这首词主要的思想意义并不在于此。词人显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一流人物,可是他对牡丹花开花谢那样多情善感,只有一个较合理的解释,这便是词人热爱生活,热爱人生。因为春日盛开的牡丹是人间美好事物的象征,秋日牡丹一枝独放,则可视为不寻常的年头偶尔提供的补偿,所以词人倍加关注,实在是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生动体现。苏轼的人生态度具有多重性,主要有三个层面:怀抱理想和热情,热心于济苍生安社稷的事业,即抱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是一个层面;追求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力求无往而不乐,这是又一个层面;更多地从人性出发,执着于现实人生,随处表现出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这是第三个层面。这第三个层面与苏轼诗人的气质以及坦诚、真率的个性,也都有绝大关系。表现这第三个层面的诗词作品,尽管有士大夫化的成分(如这首词写到的置酒清客的方式——“高会”),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比较接近。
这是一篇仕女伤春图。上片是写暮春时节,花事将近的景象,下片则是写由此生发的一腔感怀。怀春、伤春,都是闺怨诗中常见的主题,其中的“春”字,既可指春天讲,又可喻男女之间的爱情。黄升此作写的是花事将尽的暮春,女主人公触景伤情,感怀人生恨怨。
黄升此作全篇不过五十六字,但在抒发伤春之情上写得波澜跌起,很有层次。词中的女主人公,在雨歇风定的暮春时节,闲步庭中,偶见梨花半落,讶然失惊,于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先是由花落而伤春,然后由伤春而伤己,最后又由伤今而怀往,真是“芳心一点,幽恨千重”。其中,“已瘦了、梨花一半”、“试与问、杏梁双燕”等,都是巧妙化用前人的名句,颖脱而出清新之词。
全词由景及情,抒情由隐而显,人的心理描绘极为细致周到。词中怀人,层层深入,有时用对照手法,从双方写来,层次极为清楚。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词作上片开首三句写景。先出小池塘,然接下去并未描绘池中或池周之景,而是单提池面映出的风吹帘动之影。有帘,就有窗,有屋,有人,可见主人公注意之所在。“舞”是动景,然而“舞”在水面上则构成一幅无声的静景,此外,“舞”在水面,由于风吹波动,帘影是破碎而不完整的,在暗示主人公心态的作用。接下陡转笔触,发出感慨:“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羡”为领字,直贯四句。人而羡慕无知的燕子,因为它照旧可以度过以前度过的“土花缭绕”的“莓墙”,而飞进“金屋”。“金屋”,华丽的楼房,此指所眷恋者的住处。这里亦暗用“金屋藏娇”典故,暗示所思恋之人已属他人。“旧时巢燕”,去年曾巢于“金屋”的燕子,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燕子跟往年一样,度过“莓墙”,飞入“金屋”,而人却被莓墙所阻,只能望“金屋”兴叹。这里词人的手法十分高超巧妙,短短十七个字,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情趣的生动图画。画面以小池塘为中心,池塘对岸是一堵长满土花的墙,紧贴墙内露出一座华丽的楼阁,楼阁窗户的帘幕飘动着;池塘这边伫立着主人公,他正翘首抬眼望着飞入“金屋”的燕子,脸上流露出羡慕之色。这幅画不仅形象,且极富戏剧性,有助于读者理解该词的内容和主人公的心态。接下,主人公展开想象,“绣阁里,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一本作“绣阁凤帏深几许?曾听得理丝簧。”“绣阁”,即前面的“金屋”。“凤帏”,绣有凤鸟的帷幕。“深几许”,用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词意,写出不深而似深的景象。有“侯门一入深似海”之意。“曾”,读zēng,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曾,犹争也,怎也。”“曾听得理丝簧”,怎么好像听见弹奏乐器之声,语气表明主人公也许真听见了,也许只不过是他的想象。这为下面进一步展开想象作了铺垫。“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近清觞”,从乐器弹奏声中,主人公想象对方打算通过歌声传达情意,却又耽心应诺了约会无法实践,所以歌未出口就先呜咽起来,只好饮酒浇愁。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词作下片开首二句承上片,主人公更进一步想象对方也正在期待着他。随着时间推移,主人公伫立在池塘旁,见夕阳西下,又见月儿高挂。这时他想象,对方已扮好晚妆,正打开窗户,在月光下等待着他。以上一系列描写,完全是主人公的想象,却将所眷恋女子的情态、活动刻画得维妙维肖,细腻真切,生动感人;也表现了主人公相思之情越来越深切。接下调转笔触写自身,“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白日既不能相会,那就到梦中去追寻吧。可是今晚竟然连梦魂都不能到她身边,可见是最苦了。写至此,主人公似乎已感到绝望,可是他仍执着地问:“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后二句化用刘禹锡“秦嘉镜鉴前时结,韩寿香销故箧衣”诗意,直率地吐露心曲,盼望能互通佳音,重谐和好。“密耗”,即密约。“秦镜”,秦嘉的宝镜。《艺文类聚》卷三二,“秦嘉,字士会,东汉陇西人。为郡上掾,与妇徐淑书曰:‘顷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淑答书曰:‘今君征未还,镜将何施行。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喻指夫妻或男女间的相爱。“韩香”,韩寿从贾充女处所得之香。《晋书·贾充传》叙韩寿与贾充女私通,“时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帝甚贵之,惟以赐充及大司马陈骞。其女密盗以遗寿。充僚属与寿燕处,闻其芬馥,称之于充。自是充意知女与寿通”,后“遂以女妻寿。”结末二句,“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主人公在祈祷:祈求上天,让我们短暂相会有何妨呢!情急渴念迂妄的情态,跃然纸上。
全词叙写一位男子对所爱女子的渴念之情。写法极为别致独特,除上片起首三句写景外,以下全是想象,写来灵活多变,又极有层次;感情随着想象而逐渐加强,最后达到几乎控制不住之境地;由于巧用比喻,刻画细腻和用典贴切,所写虽全是想象,却极其鲜明形象,富于感染。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