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首句“风云突变”，起笔突兀凌厉。不仅渲染了形势的突然变化，制造出一种浓重的气氛，而且十分形象地写出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指出当时蒋桂之战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混乱局面。
接着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色彩浓墨一点：“洒向人间都是怨”这一句写得非常有力，坚定，“洒向”这个动词用得完美无缺，而收尾一个“怨”字搭配浑然天成，意象突出；接着又一个大对比，坏人只能是一枕黄梁美梦，这在诗之技巧上也可以说是转换切入都准确、快捷，从人民之恨陡地转到了坏人必败，两个鲜明画面并立，空间广阔但又一目了然。
下阕开头两句红军进入闽西的描写，一变上阕沉重、激愤的笔调，充满欢乐和喜悦的气氛，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雄伟壮丽、气氛热烈的图画。
用红旗借代红军，突出描绘了鲜艳的红旗在队伍前头开路的情景，写出了高举红旗进军的神速和红军战士龙腾虎跃、冲锋陷阵的战斗英姿。最后两个描绘了红军在新开辟的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动人景象。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红旗”指红军。用“跃过”、“直下”两个动词极其生动形象地描写了红军迅速、快捷地越过汀江，快速地开辟了龙岩、上杭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情景，反映了人民革命战争所向披靡的现实。红军到达这里，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一派热火朝天的气象。
“收拾金瓯一片”中的“金瓯”，毛泽东在这里沿用典故，不过，这个金瓯已经破碎，因为军阀割据使中国四分五裂，故作者把自己用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思想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比作收拾金瓯一片。“收拾”一词，看似口语，却有来历。收拾，收捡、收复、整顿之意。岳飞《满江红》中有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分田分地真忙”又是毛泽东作为诗人一贯的大气坦然，无拘无束，而且写出祖国的真欢喜，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真欢喜，尤其是“分田分地真忙”极富有动感和画面感，亲切、快乐，对祖国乡村朴实浑厚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貌似平淡，却极为精当。恰如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中所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
全词的叙事、议论和抒情交相混融，既有写实之动，又有抒发之妙。显示了一代领袖目睹人民富足而自己也感到无比的乐趣，同时也反映了贫苦农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历史变革，蕴涵了十分深刻的历史内容。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