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题曰“漫兴”,是罢官归田园居后的自我解嘲之作,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则胸中有郁积,腹中有学养,一触即发,一发便妙,不可以寻常率笔目之。
词的上片通过汉代李广李蔡才干高下有别然而遭遇却恰恰相反的强烈对比,借以痛斥南宋当局在人才使用上执行的佞谀升迁、真虎不用的原则。下片借除草、灌溉方面的道理隐喻必须除旧布新,解决积重难返的问题。词中不论是用典还是设譬,极为简洁而洗练,准确而生动,表现了作者语言艺术的功力。
上阕用典,全从《史记·李将军列传》化出,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西汉名将李广四十余年中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英名远播,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小令篇制有限,不可能悉数罗列这位英雄的传奇故事,因此词人只剪取了史传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断: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广军败被擒。匈奴人见广伤病,遂于两马间设绳网,使广卧网中。行十余里,广佯死,窥见其傍有一胡儿(匈奴少年)骑的是快马,乃腾跃而上,推堕胡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归汉。匈奴数百骑追之,广引弓射杀追骑若干,终于脱险。斯人于败军之际尚且神勇如此,当其大捷之时,英武犹胜。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史传,可谓善传英雄之神。作者从史料中选取这一片断,是见其匠心独运。
“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史记》叙李广事,曾以其堂弟李蔡作为反衬。词人即不假外求,一并拈来。蔡起初与广俱事汉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官至二千石(郡守)。武帝时,官至代国相。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右贤王,有功封乐安侯。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为丞相。他人材平庸,属于下等里的中等,名声远在李广之下,但却封列侯,位至三公。词人这里特别强调李蔡的“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一“却”字尤值得品味,上文略去了的重要内容——李广为人在上上,却终生不得封侯,全由此反跌出来,笔墨十分节省。
四句只推出李广、李蔡两个人物形象,无须辞费,“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楚辞·卜居》)的慨叹已然溢出言表了。按词人年轻时投身于耿京所领导的北方抗金义军,在耿京遇害、义军瓦解的危难之际,他亲率数十骑突入驻扎着五万金兵的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渡淮南归,献俘行在,其勇武本不在李广之下;南归后又献《十论》、《九议》,屡陈北伐中原的方针大计,表现出管仲、乐毅、诸葛武侯之才,其韬略又非李广元所能及。然而,“古来材大难为用”(杜甫《古柏行》),如此文武双全的将相之具,竟备受猜忌,屡遭贬谪,时被投闲置散。这怎不令人伤心落泪!因此,词中的李广,实际上是词人的自我写照;为李广鸣不平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矛头是冲着那人妖不分的南宋统治集团来的。
下阕写实,就当时的田园生活抒发感慨,满肚子苦水都托之于诙谐,寓庄于谐。
“蔡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二句对仗,工整清新。上下文皆散句,于此安排一双俪句,其精彩如宝带在腰。“蔡”,通“耘”。“笕”,本为屋檐上承接雨水的竹管,此处用作动词,谓截断竹管,剖作屋瓦。既根除园中杂草,又修葺乡间住宅,词人似乎准备长期在此经营农庄,做“粮食生产专业户”了。于是乃逗出结尾二句:“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话说得极风趣,然而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含着泪的微笑,其骨子里正不知有多少辛酸苦辣。“舍我”句本出《孟子·公孙丑下》,到得词人手中,一经抽换前提,自负也就变成了自嘲。尽管词人曾说过“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见《宋史·辛弃疾传》)的话,并不以稼穑为耻,但他平生之志,毕竟还在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旌旗万夫,挥师北伐,平定中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辛弃疾岂满足于做一“农业劳动模范”。读到这最后两句,读者真不禁要替词人发出“骥垂两耳兮服盐车”(汉贾谊《吊屈原赋》)的叹息了。南宋腐朽不堪,萎靡不振,始困于金,终亡于元,非时无英雄能挽狂澜于既倒,实皆埋没蒿莱之中,不能尽骋其长才。千载下每思及此,辄令人扼腕。惟一切封建王朝,概莫能外,盛衰异时,程度不同而已。观辛弃疾此词,其认识价值就在这一方面。
本文是欧阳修在挚友石曼卿去世26年后为他所作的祭文。文章开始说明写作祭文的缘起,接下来先是颂扬石曼卿的不同流俗,“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死后形体虽化,而名声却如同古代的圣贤一样彰显后世。复又极力形容荒野坟茔的凄凉景象,千秋万岁之后,或将为狐貉鼯鼪诸类藏身之穴,感叹“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最后明言作者虽明白人之生死是自然之理,然而追念往昔,仍凄然泪下,不能忘情。篇末以“尚飨”二字作结,哀戚怆恻之情,溢于言表。
整篇祭文集描写、议论、抒情于一体,有回想,有感喟,有痛悼,感情低沉回转,作者对亡友的一片挚情笃意,不能不令人动容。
首段是例行公事。凡是祭文,都需在首段点明时间与人物关系。
第二段始进入祭文正文,劈空就是一句“呜呼曼卿”,行文突兀,而情感真切。仿佛要将亡友从地下唤醒,对他细细倾诉。所要倾诉的又是什么呢?“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八个字正是这一段的眼目。这八个字又仿佛是劝慰亡友的魂灵可以放心安息。所谓“身去德音存”,人固有一死,美好的名声却必将流芳百世。
第三段又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一腔心事都说与亡友来听。这一段,以“奈何”为界是两层意思。“奈何”之前的几句是接着上一段说,仍是说“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奈何”以下,笔锋陡转,“荒烟野蔓”数句将一幅荒冢凄凉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不由人不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之悲。两层意思之间,一客一主,前一层只是引起,只是为了反衬,后一层才是重点,也是全篇的核心。
第四段仍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心中蕴含的感情都与亡友说尽了。而一段之精神乃在不能忘情。“固知其如此”的“固”字好,与下文的“而”字构成转折。名可不朽的道理,我不是不知;万古长空,空悲无益的道理,我不是不知。可是,追念往昔,我又怎么能忘却那些歌哭笑悲的记忆!理智,终究抑制不住情感。从理智上明白和接受一些大道理,并不是很难的事;可心灵的感受终究是点点滴滴,往昔的感伤无声无息地渗透。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文章不长,但情感富于转折。正文一段与二段之间是转折,末段自身又含一层转折。一段的不朽之名,终究敌不过二段的万古之空;末段的理智超脱,终究敌不过情感的悄然渗透。转折之后,方见分量,方见沉重,而终不外“悲”与“情”二字。欧阳修曾云:“人生自是有情痴”,信然。
全文以情驭笔,一气呵成,不假修饰,却又得结构之妙。文中以“轩昂磊落、突兀峥嵘”八个字推许曼卿,实可移来评此篇。正文第一段写名之不朽,是何等斩钉截铁!全然是劈空说起,有游龙出海之势。第二段写万古之空,却又将第一段全盘抹倒,非力挽山河的笔力,绝不能做到。前二段是放得开,末段却是收得紧,如一道闸门,将两条游龙紧紧关锁。正可见当时文坛巨匠的文字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