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潜》是专用鱼类为供品的祭祀诗。从诗中所写的鱼的数量之多（“潜有多鱼”）、品种之繁（“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及人们对鱼类品种的熟知，可以看出当时渔业的卓有成效。潜置于水底，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柴草堆作用却不可小觑，正是它们吸引了鱼类大军的聚集。这种原始而有效的养鱼方法也许就出自公刘时代，《史记·周本纪》中写及公刘“行地宜”，以潜养鱼可能正是因地制宜的创造性生产措施。祭祀诗离不开歌功颂德，《周颂·潜》明写了对漆、沮二水风景资源的歌颂，对公刘功德的歌颂则潜藏于字里行间，如同“潜”的设置，荡漾着透出波纹的韵味。
“以（鱼）享以（鱼）祀，以介景福”是饮水思源、祈求福佑的祭祀行动。如果将鱼换成其他的祭品，祭祀的意蕴就会大受损害，而诗作一气呵成的效果也便丧失无遗。在这首诗中，鱼实在是必然贯穿到底的。最后一句虽然没有写出鱼，但鱼依然存在，因为“鱼”与“余”谐音。《周颂·潜》诗所写的祭祀季冬一次，隔年之春又一次，均用鱼，这便有理由推断：时至今日仍然广泛流传的“年年有鱼（余）”年画，民间除夕席上对鱼不动筷而让它完整地留进新年的习俗，和《周颂·潜》所描写的祭祀是一脉相承的。《周颂·潜》应当被视为民俗史上一条重要资料，它的末句所祈之福就是“余”。
《周颂·潜》篇幅简短，却罗列了六种鱼名；漆、沮二水具体写出，却让祭祀对象公刘隐名；写王室的祭祀活动，却也与民间风俗息息相关。这些，都显示了作者调动艺术手法的匠心，使本来在《诗经》里相对枯燥的颂诗中的一首能够进入形象生动、意蕴丰富、趣味盎然的作品行列。
诗开头是以“低花树映小妆楼”来暗示是青年女子，并且交代了地点，其余都是对女子的刻画，通过“两点愁”、“斜倚栏杆”、“背鹦鹉”、“不回头”等一系列的静态描绘，展现出一幅静态的画面，一幅始终处在低气压中的画面。低低的花和绿树掩映下的小楼，将愁带入了少女的眉心，点点的愁一下就进入了主题的表达层面。写出了这个女子心中的不快和幽怨。但后二句，也是少女在此情此景对愁思的回应，最妙是“思量何事不回头”这句，给全诗带来了重重叠叠的神秘感。结尾没有说明其“愁”的原因，只是点出一句“思量何事”，引得读者自去联想，这虽然是出自于艺术方面的考虑，但也正因其“愁”才更容易惹人去联想，因为关于女性悲愁的经典语境早已确立并成为了传统。至于究竟为了何事，作者没有明说，这正是供读者体味的地方。但聪明的读者已可以猜到是伤春伤别，之所以背向鹦鹉，怕的是鸟儿学舌，勾起伤心之事。此诗虽然显得比较纤巧，但也说明了作者观察人物的细致。
这首诗既写春愁，又刺春愁，对只会冥想不会寻求解脱春愁办法的人进行讽刺。另外，全诗不仅表现了封建社会妇女对女性自由幸福快乐的渴望与追求，而且也表现了诗人对这种渴望与追求为何不能出现的隐性思考。全诗虽篇幅短小，但人物刻画生动，语约意远，诗意别出心裁，堪称佳作。
此诗叙述的是少女临出嫁前庄重严肃地准备祭品和祭祀的情况，详实地记载了祭品、祭器、祭地、祭人，反映了当时的风尚习俗。
根据文献可以知道，在古代，贵族之女出嫁前必须到宗庙去祭祀祖先，同时学习婚后的有关礼节。这时，奴隶们为其主人采办祭品、整治祭具、设置祭坛，奔走终日、劳碌不堪，这首诗就是描写她们劳动过程的。全诗三章，每章四句。首章两问两答，点出采蘋、采藻的地点，次章两问两答，点出盛放、烹煮祭品的器皿，末章两问两答，点出祭地和主祭之人。
俗话说：“上供神吃，心到佛知。”这些普普通通的祭品和繁琐的礼仪，却蕴积着人们的寄托和希冀，因而围绕祭祀的一切活动都无比虔诚、圣洁、庄重，正如《左传·隐公三年》所说：“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因此，诗人不厌其烦，不惜笔墨，层次井然地叙写祭品、祭器、祭地、祭人，将繁重而又枯燥的劳动过程描写得绘声绘色。
这首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源于问答体的章法，而其主要构成因素就是五个“于以”的运用。全诗节奏迅捷奔放，气势雄伟，而五个“于以”的具体含意又不完全雷同，连绵起伏，摇曳多姿，文末“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戛然收束，奇绝卓特，烘云托月般地将季女的美好形象展现给读者。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