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读起来,总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孔绍安和夏侯端都曾是隋朝的御史,后来李渊反隋称帝,夏侯端首先归顺了李渊,授秘书监,三品官,而孔绍安归唐晚了一些,只被授于内史舍人,五品官,远不及夏侯端。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孔绍安作此诗时,夏侯端恰巧也在场,所以诗人以石榴自喻,发出了“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这样的感慨。“逐汉臣”,却“不及春”,人才得不到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唐高祖李渊的不满。同时诗中又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只是“来时晚”而已。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此句历来被人称颂,成为了感叹怀才不遇或大材小用的名句。
此诗共三十句,按毛诗的分法,分为五章,每章六句。全诗皆用赋法,平淡的叙述中寄寓着浓烈的感情内容。
第一章开头便以“彼都人士”仿佛是称呼又像是叙述的句子,同时交待了时间、地点、人物。一个“彼”字,浸透了诗人的物换之慨,星移之叹。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饱经乱离之苦的老人正在用略显苍老的声音告诉后人:“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啊……”“狐裘黄黄”是衣着,“其容不改”是容止,“出言有章”是言语,无论哪个方面都雍容典雅,合乎礼仪。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是如此可观可赏,言外之意便是如今见到的这些人物,皆不可同日而语了。“行归于周,万民所望”,重新回到昔日的周都是人心所向,而人们更为向往的是民生的安定,礼仪的复归和时代的昌隆。
虽然“彼都人士”衣着、容止和言语都有可赞叹之处,但最为直观且可视作礼仪标志的则是衣服之美,因此以下各章多层次不厌其详地描写昔日京都人士服饰的华美有节,仪容的典雅可观。
第二、三两章叙说的是彼时彼地具有典型性的男女贵族人物的形象,草笠和青布冠是男子的典型头饰,而密密直直的头发则是女子的典型特征。耳朵上的宝石饰物更是不失贵族气派。要问他们是何许人,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尹氏和吉氏。此时这一切都不可得见,不能不令人忧郁愁懑。
愈是忧郁愁懑愈是难以忘怀昔日的人物典章,那个时候他们衣带下垂两边飘荡,卷发上翘如蝎尾上冲,都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合乎当时审美眼光和礼仪制度的精心设计。
当然,从表现手法方面看,全诗无一笔描写今日人物形容,而是处处落笔于昔日京都男女的衣饰仪态之美,从而使今昔产生强烈的对比感,准确而深沉地传递出诗人不堪昔盛今衰的主观感受。这是其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诗人用如此多的篇幅渲染昔日都城男女的仪容之美,意在体现周王朝当年的繁荣昌盛,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正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后,在新旧制度的转换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所谓昔日的“仪容之美”,今日的“礼崩乐坏”都是不能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旧式人物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悲哀。
词人写这首词颇费了一番心力。上片前三韵描绘美好艳丽的春色,为宴饮铺设美好的背景。至第四韵始,以乐声拉开宴饮的序幕,作为下片正面描写宴饮的过渡。这里写乐声,词人以晴空的震雷与云中的仙乐为喻,所游之地也以蓬莱仙境代指,目的只在于突出宴饮的不凡。
下片正面写宴饮,不仅“集旟”、‘下车”、“春台”均系出自古代文献中的词语,词人更连续用典。“三千珠履”、“十二金钗”,前者写与宴人之众之贵,后者写表演者之多之美;“好雍容、东山妓女”、“堪笑傲、北海尊罍”,前者写宴饮的气派,可与东晋谢安媲美;后者写宴饮的热烈,盖过了东汉孔融。几个典故又全以对偶句出之,极尽铺排之力。而词人自己不过是盛宴中的一个“追陪”的角色,还以“凤池归去,那更重来”一语,表示盛宴难逢的欣幸之情。
词人如此费尽心力地写作,也可能是出于无奈境地中的应酬,但如此写来,到底显得俗气,即下片语言,也有些生硬板滞,缺少流畅清明之美。
这首词值得一读之处只在上片前三韵景语。无论是所绘之景还是所用之语,都能给人以美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