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首咏怀的是刘备在白帝城的行宫永安宫。诗人称颂了三国时刘备和诸葛亮君臣一体的亲密关系，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抱负难展的悲怨之情。
作者借村翁野老对刘备诸葛亮君臣的祭祀，烘托其遗迹之流泽。诗歌先叙刘备进袭东吴失败而卒于永安宫，继叹刘备的复汉大业一蹶不振，当年的翠旗行帐只能在空山想象中觅得踪迹，玉殿虚无缥缈，松杉栖息水鹤。歌颂了刘备的生前事业，叹惋大业未成身先去，空留祠宇在人间的荒凉景象。最后赞刘备诸葛亮君臣一体，千百年受人祭祀，表达了无限敬意，发抒了无限感慨。
此诗通过先主庙和武侯祠邻近的描写，进而赞颂刘备、诸葛亮君臣际遇、同心一体，含有作者自己论事被斥，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抱负不能施展的感慨。在艺术描写上和前几首又有所不同。全诗平淡自然，写景状物形象明朗，以咏古迹为主而隐含咏怀。
这首词流露的感情来说，应该是作者重回故地，在离开时突然看映过去自己与情人分别时的津口亭馆，所激起的对情人的深切的思念之情。
“上马人扶残醉，晓风吹未醒”起句很是突兀。“上马人扶残醉”隐括李白《鲁中都东楼醉起作》诗：“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晓风即晨风。从“残醉”和“晓风”两句可以看出词人通宵饮酒，直到天亮。柳永有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尤能吹去醉意。周词中词人不仅不知道谁人扶上马，而且吹不醒，可映词人醉酒的浓度和深度，不可破除。作者由酒醉不醒写起，却掩盖了酒醉的起因，这是词人写词的顿挫处，也为后面感情的抒发埋下了伏笔。
“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映津亭。”这里要注意“乍”字，一个字透出很多惊讶来。猛然间看映了柳荫中的渡口亭馆，它坐落在水流曲折处，绿瓦红檐，特别醒目。“乍映津亭”惊醒了词人的醉意，也唤起了词人的记忆。“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墨苔晕青。”意为多年以前，曾在津亭的墙壁上题词，现在墙壁已经破败剥落，蛛丝笼罩，墨迹淡化，苔晕青青。这引起词人很大的伤感。“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去来”，指不停的奔波。岁月如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题诗八首》序文：“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是说时间好像流水一样飞逝而过。“徘徊久、叹息愁思盈”，暗用江淹《别赋》中的句子：“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以上句意为年去岁来，时间好像流水一样过去，在此地徘徊留恋，叹息声声，有满怀的愁思。这是上半阙，写思情。先写自己通宵饮酒大醉，由乍映津亭念及败壁题词，勾起自己对往事的回忆，渐渐明白醉酒之因。但是还不是很明显，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由津亭，败笔题词带过，也没有明确怀念对象。留下感情线索，在下半阙展开。
“去去倦寻路程”。“去去”在柳永的《雨霖铃》中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二者意义相同，即去了又去、走了又走，不停的奔波行役之意。“倦”字写出词人的倦怠之情。“江陵旧事，何事再问杨琼。”江陵，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此代指荆州。这句隐括了元稹《和乐天示杨琼》和白居易的《问杨琼》。这里用杨琼代指自己的情人。江陵旧事，指他们过去的情事。“何曾再问杨琼”，何曾即不曾，暗示不映情人的踪影。自己不停的奔波行役，情人不映，只留下无穷的遗恨，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情人一起回忆过去的情事了。“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回忆与现实交融在一起。旧曲，应该是词人与情人当时听到的歌曲，即是下文的“渭城曲”。凄清，悲怨。敛愁黛，因愁怨而皱起黛眉。昔日离别时，你我共听凄清的离别之曲，你听曲子时因愁怨而敛眉的样子还在眼前，但是现在我与谁共听？旧曲，是诗人徘徊所闻，也因之想起以前已情人分别时的场景。既展示现在又回忆过去，既再现了当日情人的感情，也展示了自己的苦苦相思。“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设想之辞。由自己设想对方的感情。如柳永的《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也是运用的这种写法。尊前故人，指上一次分别是黛眉敛起的情人。关情，动情。词人由自身设想对方的感情，自有词人的一份痴情在，也可画出情人对词人的深情，心心相印。但是这不过是词人的想象罢了，现在词人孤独一人在河边徘徊，旧曲萦绕，、挥不去情人当时的样子。“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这最后一句，很是巧妙，使人分不出是今日离别还是昔日离别，水乳交融。当日离别之时，与佳人共听凄曲，不待曲终，即已泪零；今日离别，又闻旧曲，不堪其情，潸然泪下。渭城之曲，即是过去同听，又是现在独闻；泪零既是当日离别之泪，又是今日相思之泪。今昔不分，亦今亦昔，感人至深。歌声未尽先已泪零，在曾经离别之地，对一个“倦寻路程”的人来说有多少身世之感，直是催人泪下。
总之，这首词先写醉酒，然后由乍映津亭和败壁题词虚写离别，而后由思及离别而叹息徘徊，上片写及思念但是感情想对疏缓；下片写出思念对象，自己和双方的感情，以双双泪零作结，感情达到高潮。最后一句亦今亦昔，很是巧妙。
这是一首元宵观灯戏友感怀之佳作，突出中年情怀与往昔的不同，抒写自己中年气衰、叹世事沧桑，和对友人和美夫妻生活的羡慕及自己生活的愁苦。上片写元宵夜晚灯火通明、锣鼓声不决的繁盛景象，景象不改，而自己则已入中年，情味自别，虽旷达如陈敬叟者亦不可免，衬托了作者自己的孤独。“繁灯”两句概说元夕灯光赛过明月，概括了元夕的繁盛，第一句写灯光之多与明亮，第二句写人们彻夜狂欢。形声兼备，概括力极强。三、四句写“物色”依旧，而人近中年，不觉感慨系之，颇有悲凉之感。
下片换头转写闺情，悬想陈敬叟之妻在家色眉拜月，盼夫早归，而陈敬叟却留滞临安，当夜阑人静之时，亦不免愁肠渐生。题中云“戏”，便是指调侃友人夫妻恩爱，反衬自己的寂寞，暗寓着羡慕之情。结尾两句与开头两句相呼应，强化了主题，点出主旨：欢乐时，人们可暂时忘却忧伤，但当欢乐过后，孤寂之感便会重新萦绕心头，突出自己忧愁的心绪，昭示出盛筵必散的哲理，有感伤之味。一个“渐”字，慢慢道出作者委曲幽怨之情。全词层次分明，有真实的人生体验，含蓄有余味。
诗从“今日乐上乐”写起，先点出今日之乐不同寻常，乃乐上之乐。第二句“相从步云衢”写求乐的地点。相从，谓互相伴随，见得不是一人。步云衢，即踏上登天大路。以下即展开对天上宴会场面的描写，把“乐上乐”的情景具体化。先写酒席：美酒是天公出的，鲤鱼是河伯出的，东方青龙七星来铺排筵席，西方白虎七星来把壶斟酒。天公是天上的主宰者，他也对宴席有奉献，可见宴上的“我们”地位之高。次写歌舞：工于鼓瑟的南斗星，长于吹笙竽的北斗星，都前来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耳垂明月珰的嫦娥前来献舞，身穿彩衣的织女奉上了美石与佩玉；这时苍霞和清风也放开美妙的歌喉，唱起齐地、吴地的歌曲助兴。这情景，真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听。在这里，既没有对神仙神物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也没有羡慕和乞求，相反，倒是一切皆服务于“我们”，“我们”是宴会的主人。最后两句是宴会结束，当“我们”登车而去时，流星前来驾车，正在下滴的露珠便成了车盖的帷幕。可以想见，“我们”是多么快意，“我们”是多么自豪，只有“我们”，才是顶天立地的一群，俨然如天地间的主宰。
这首诗写的是天上宴乐，但仔细一玩味，诗中所涉及的一切，不管是酒、鱼、席、壶，还是明珰瑛琚、东讴西歈，无一不是人间的、不是人间的人们特别是富有者们所享受的。所以这场盛宴，不过是人间盛宴的折射。汉乐府中某些作品的首尾往往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这样的套语，不一定与内容相关，因为这类诗都是用来在宴会上娱人的，为了取悦宴会的主人们，便加上这样祝颂性的诗句。这首诗亦是如此。所以，它实际上体现了人间享乐者们的欲求，他们并不满足于人间的口耳之福，还要上天堂享乐，并让天上的神仙也为自己服务；主宰天上的世界，无所拘限地扩大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首诗歌颂了这些享乐者，所以其思想性并不足取。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诗写得恢宏恣肆，显得很有气势，意态不凡，因而在客观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社会国力强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昂扬而又自信的心态和气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此诗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以赋的笔法，借助天文学的知识，发挥想象，尽情铺张，同时又层次井然，纷繁而不乱。其次，诗歌运用拟人手法，把神话中人物和天上星宿都“驱遣”到酒席宴会上来，让它们各司其职，并都切合其特点，“个性”鲜明，“面目”可见。这些都非富于想象、善于想象者不能为之。诗中除开头二句外，其他皆为对偶句，共六组十二句，连连排比，使赋法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些对偶句中，又善用互文，上下句各举一边，合则互相补充，既语言简炼，又文意丰厚。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