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白历来是诗人笔下的爱物。东晋陶洲明就以爱菊闻名。尤其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更抬高了菊白的“身价”。不过人们赏菊，多数人喜欢黄色的金菊。而不大喜欢寒素的白菊。唐人也是如此。刘禹锡就在诗中写过当时“家家菊尽黄”（《和令狐相公玩白菊》），虽有夸张。但却反映出大多数人的嗜好，因为“白白冷淡无人爱”（白居易《白牡丹》）。而李商隐这首诗则专为白菊写照，极言其美。
诗一开头便写道：“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实”即白。晋代潘尼《秋菊赋》中就有“真人采其实白”之句。“英”也指菊白。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的诗句。“郢曲”与“白雪”都是用典。宋玉《砖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楚国都城）中者，……其为《阳春白雪》，园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诗人觉得东晋陶渊明在他有关菊白的诗作中只写黄菊，不写白菊，似乎不大公平（其实不是不写白菊，我国汉魏及两晋还没有培育出白菊），所以马郎中移栽白菊，并以白菊赋诗，真是难能可贵，其诗作如同《阳春白雪》之曲那般高雅，和者盖寡啊！
接下去，诗人便着力刻画白菊之美。三、四两句：“素色不同篱下发，繁白疑自月中生”，主要刻画白菊之色，而“移”字也随手带出。就色而言，白菊冰肌雪骨，如白玉琢成，似秋霜初降，确实不同于篱下生长出来的黄菊。它那晶莹洁白、玲珑剔透的白朵似乎是从月宫生长出寿的，哪是人世间的凡白俗卉呢？
五、六两句又一分一合更细致地描写白菊：“浮杯小摘开云母，部露全移缀水晶。”“小摘”是分开来看，“全移”是合观一体。此处诗人采取他贯用的写作手法，绕开描至对象本身，别出心裁，以他物出之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舛巧”。（《文心雕龙·神思》），如果直相描写白菊本身容易直白无味，所以诗人便采用比喻的手法，借物之亡者以喻白菊，浮杯小摘，即分开来帝细观看，它晶莹剔透。如同云母一样玲珑。再“带露全移”，从整体上观察，那洁白纯净的白瓣上带着一串串透明的露珠，真如水晶一般明亮这一联笔法精妙，极尽白菊之态。
七、八两句：“偏称含香五字客从兹得地始方荣。”着重赞扬马郎中其人及其移植白菊之事。清人陆昆曾评论这两句诗的时候就说：“含香句，谓白与人称。一经郎中移植，便庆得地。而芳荣自此始矣。”（《李义山诗集注》）。“含香”与“五字客”都是用典。《汉旧仪》中说：在汉代，尚书郎奏事于光明殿。而殿中用胡粉涂墙壁，尚书郎“趋走丹墀。含鸡舌香（即今丁香），伏其下奏事。”另据《世说新语》所载，魏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虞松写完后上呈，却不合景王之意，让他再行决定。但虞松思路枯竭，半天不能更改，心想此事，面带难色，当时钟会见之便拿过来看，为他改定了五个字，虞松心悦诚服。再送景王之时，景王惊问虞松，虞松吐实之后，景王叹道：“如此大才，应予重用。”此处“含香”与“五字客”是赞扬马郎中其人。白菊为大多数人所不赏，却遇到马郎中这样如钟会一样文采风流的知音，生得其地，也可以一显芳荣了。
这首诗句新意关。表现在：诗人写白菊之色不从白菊本身着笔，而是发挥丰富的想象，运用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之。先是疑白菊生自月中。后又用云母水晶来比方。新颖别致，翻空出奇，同时本诗又使用了一些典故，美不胜收。
该曲描写小城镇中的闲居生活，发出了岁月流逝，年华易老的感慨；末两句更是表达了功业未成的懊恼与愤懑。全曲化用前人诗句，对仗工整，语言精巧流畅。
“有待江山信美，无情岁月相催”，开首两句由杜甫《后游》中的“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化来，这一句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写江山仿佛有情，期待着自己的美丽能够为人所赏识，“有待”二字，将江山自然赋予了顾盼神飞的灵动之色，使读者忍不住升腾起一股对自然的怜爱之情。但无奈的是，江山虽然多请，岁月却摧残人老，“无情”二字，语虽平常，却已将作者的悲凉之情、不平之意倾泻殆尽。
“东里来，西邻醉，听渔樵讲些兴废”，这三句是对上句“无情岁月”的阐发，也即作者这些年如何打发年复一年的无情岁月。“东里来”“西邻醉”两句采用了互文手法，上下相互映衬补充，写作者同左邻右舍的交往，大家推杯换盏，醉后胡乱谈一通古今，“听渔樵讲些兴废”，日子便也一天天这么过去了。其实，“听渔樵讲些兴废”是元代散句中常见之句，意谓朝代的兴废、帝王的更替，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过眼云烟，不过能给渔樵屠夫增加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如此一来，这首小令便由作者对自我身世的感慨扩大到了历史兴亡的思索上，可谓引人深思。
结尾二句，是作者对自己不平之气的抒发。“依旧”一句，得自马致远《金字经》中“困杀中原一布衣”的诗句，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作者潦倒半生，如今年华老去，却仍然一事无成，仍旧是区区一介布衣，这如何能不令人伤悲。
作者难以抑制自己的悲愤心情，故而说出了“更休想麒麟画里”这样的激愤之语。“休想麒麟阁”，似乎表示作者已经对仕途官场绝望，但其实，任昱并非不想如历史上那些贤臣名将那样建立青史留名的功业，只不过生于乱世，受条件限制不能如愿罢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元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
“蓟门逢古老”这一首诗描写了老卒的凄凉境遇，令人同情。全诗言辞沉痛、悲哀、失望而无奈，似用边塞的血泪和成。不难想象，像这样的老卒不知有多少，长年戍边的艰辛可见一斑。
“汉家能用武”这一首诗反映了戍卒食用匮乏，投降的胡人却丰衣足食的情况，批判了唐朝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举措。全诗表达了诗人对戍卒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对边境潜在危机的深深忧虑，言辞悲怆，感人肺腑。
在“边城十一月”这一首诗中，诗人坦言敌人的强大，颇具军事家的胸怀和才干，进而叹息，边境何日得宁，战士何日得归。在古代，中原地区统治者常以天朝上国自居，轻视周边少数民族，而诗中，诗人极有远见卓识地看到胡人的力量其实十分强大，有时甚至明显优于汉族军队。后来的元灭宋、清灭明，即印证了诗人的观点。诗人当时只是看到胡兵强于守军，因此边境堪忧，并未能见识到胡兵竟能践踏整个中原。但诗人不囿于成见，而能面对实际，正视问题，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提出问题，从这一点上，这是诗的价值可以说远远超出其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在文艺上的价值。
“幽州多骑射”这首诗称颂了守边戍卒的骁勇善战。全诗先总写幽州民俗的风貌，崇尚勇武；随即指出，他们不但善武而且乐于效力军前，保卫乡土，建立功勋。但诗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狩猎时的场面，不过这场面已够让人感到欣喜了。保家卫国从来不只是军队的事情，更需要有民众的参与，才能将侵略者掀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诗人目睹这一群生龙活虎、武艺高强的边疆健儿，对边境油然而生了几分安全感。
“黯黯长城外”这首诗描述了边塞战事纷纭的情况。在诗中，诗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沉痛地诉说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诗中的景物描写切合战斗实际，烘托出惨烈的战斗氛围，而这种景色又是战斗中独有的，因此写景即是写战争。在字里行间读者还可以感受到诗人面对这惨剧时难以遏制的悲愤心情。
这首诗犹如一幅出征图，给人以强烈的感召力。
“金带连环柬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这两句写全副武装的将士们出征杀敌。上句写军中将领的装束。诗人不说其头盔铠甲，也不说其长短兵器，只言其腰带，色为金色，质为金属，紧束腰间，提携战袍，仅此一句，就写出一个英武将军的雄姿。下句写骑兵部队出征突出的场景。从“马头冲雪”四字看出，大雪纷飞，唐军赴战之艰辛，骑兵队列，奔腾如潮，直赴敌阵，透出此战必胜的勃勃雄心。
“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这两句写夜袭敌军营的情景。上句的一“劫”字，写出唐军将士在军旗率领下，直捣敌军最高统帅的营帐，大有出其不意，石破天惊之感，表现了唐军作战的机智和勇敢。“卷旗”，表明将军旗卷在旗杆上，悄然指向敌军兵帐；“夜袭”，是说这次战斗是实行的夜间突袭，看出这场战斗是出其不意，奔袭敌营。下句写唐军闯进匈奴兵营，挥刀舞剑，东杀西砍，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句把诗的激情推向高潮。一“乱”字写出唐军与敌作战的情景，见敌就杀，将宝刀左右挥舞，写出将士饱满的战斗精神。一“缺”字非常传神，写出唐军因砍杀敌兵过多，刀剑竟然为之缺豁卷刃，表明与敌人战斗的激烈和惨重。
这首诗除具有一般边塞诗那种激越的诗情和奔腾的气势外，还很注重语言的精美，并善于在雄壮的场面中插入细节的描写，酝酿诗情，勾勒形象，因此全诗神定气足，含蓄不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