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触景写情之作.细腻动人。前半首写室外勾画了一幅凄清的场景。后半首转入室内,掩紧屏风熏炉中的香早已燃成灰烬,不见一丝温暖。这一切,无不透着凄冷之意。而看花之人此时无言胜有言,是对柔弱之花被摧折的叹息,是对自身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握的悲哀。
这首小词结构层次分明,井井有条地描摹出了一幅画面。先写室外,再写室内,最后点到愁怨之人。本篇虽短小精悍,但却层层深入,极见情味。纳兰长于小令,由此篇亦可见一斑。一开始便发问:何时下起了这么大的雨?把屋檐下的花儿都淋湿了。那个惜花之人默默地看着那些被风雨摧残的。
此词或可视为纳兰对自身处境的一个婉曲表达,从中可见词人内心的悲凉。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前四句写诗人在苏州看到的景象;五六句写诗人触景生情思念家乡;七八句写诗人在异乡为异客的月苦;最后两句写诗人联想自己家乡的场景,诗境清幽。诗人由景及情,浑然一体,造语清新,自然无拘束。
苏州的六月,正是荷花飘香露珠圆润之时,凉爽的东南风吹动着柳枝,有节奏地晃动着。六月初三的夜晚,诗人听到了今年的第一声蝉鸣。刚刚听到蝉叫时,诗人这个北方来的客居之人还有些月,是它打扰了诗人的睡眠,让诗人睡不着觉,它勾起了诗人思乡的月绪。原来诗人“静听忆东京”,在安静的夜里聆听着蝉鸣不禁想念洛阳的家了。在诗人洛阳家中,有一片竹林,想来此次分别后,里面有蝉又在呜叫了。但不知道自己家园中的那个小池子内有人在月色中划动着小船前行。
病中多疑,病中多思,病中孤独感特别强烈,这都是人在病中的常态,诗人也不例外。诗人因病而特别想念洛阳的家园,想念那园中的家人,都是很自然之事。
诗人的联想很丰富,他善于以一物为纽带,而展开遥远的另一空间的想象。月亮是诗人常用的一个联想的着笔点,但此诗不仅有月亮,还有蝉,用蝉来作联想的基础,这在历代诗歌中倒是比较少见的。但诗人将其放在特定的气氛中,感觉有些新奇,但也很亲切。
诗从咏景物引发情思。开端咏荷、柳,伴随清露、好风,通过嗅觉、听觉的感受来透露夏夜纳凉的清爽舒适。诗境清新,近似孟浩然“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的境界。初三夜是新月始生之时,可见前两句未涉及视觉的感受是符合实际的。以下从初闻蝉鸣表达月思。闻蝉而动客思,是诗人传统,白居易此际故园之思落干洛阳之宅,既有竹林风清与当前境界接近的原因,更含寓早日辞官闲居的心情。诗由景及情,浑然一体,自然无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