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祖工于描摹景物，以咏物词见长。这首咏春雨的《绮罗香》构思巧妙，摹写生动，情致深婉，也是他的咏物佳作之一。
南宋后期，词坛上的咏物词，存在两种不同的写作倾向。一种是：并不对所咏之物进行细致、逼真的描摩，有时甚至根本不对“物”的形貌加以刻画，而是竭力写出所咏之物的“品格”，借物的“品格”来表现作者的人格、精神。比如姜夔的《卜算子》：“月上海云沉，鸥去吴波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此词系咏梅花，但对梅的色香、形貌，词人全然没有着笔，而是以明月、海鸥、竹等高洁之物作为背景，侧面衬托西泠的一棵梅树，暗示此梅之“孤”与“洁”，从而表达出作者的性情人格。这种遗去形貌、专取品格的写作倾向，虽有助于深化作品的意蕴，但由于其艺术表现的中心是物的品格，而非具体的形貌，因此难以给读者具体、鲜明、生动的感受。王国维说读这类作品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道着了这类作品的弱点。
咏物词写作的另一种倾向，重物象形貌的刻画，在力求形似的同时兼求神似。通过对所咏之物细腻、准确的描绘，努力造成一种逼真、生动的画面，并由此传达作者的情感。史达祖此词即是如此。
上片一下笔，词人就创设了一种烟雨迷离昏沉的境界。濛濛春雨，带来寒意，使性喜温暖的花儿受到摧残，凄迷的雾气笼罩柳树，天空昏沉黯淡，一片暮色，仿佛是春雨偷偷促使而成。“做冷欺花”，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将烟困柳”，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偷催春暮”，更是巧妙地调动了人们的听觉器官，使人如闻春雨那沙沙的步履声。起笔三句，不同凡响，摄住了春雨之魂，使纸面上的绵绵春雨，变成可感可触、可见可闻的对象。
接下来的“尽日”两句，进一步描写春雨的特有面貌。上句是说春雨极细极密，一片迷糊，满布空间，着重刻画的是春雨的静态；下句说春雨忽起忽止，下下停停，总下个没完，重点表现的是雨的动态。动静结合，使春雨形象更为鲜明、具体地呈现读者面前。同时，又用一“愁”字，点染气氛，奠定了全词的感情基调。
以上五句，作者紧扣春雨特征加以摹写已到尽态极妍的地步。进一步刻画，已难措笔，所以作者笔锋一转，写了燕子、蝴蝶的行动。春雨沾湿蝶翅，影响它展翅飞行，故云蝶惊。春雨润湿泥土，便于燕子衔泥筑巢，故云燕喜。迷漾灰黯的春雨图经紫燕素蝶点缀，色彩有所改观，呈现一种凄丽的境界。燕、蝶的作用不仅侧面衬托春雨，扩大了词境，而且，蝶惊燕喜的气氛还反衬出作者寂寞黯然的心境。
“最妨它”两句，写春雨对自己约会的影响。“佳约风流”，指男女约会。钿车，以金为饰的华丽车子。杜陵，在长安附近，汉宣帝陵墓所在地，附近多富贵人家，这里借指与情人约会之地。春雨连绵，道路泥泞，心爱之人所乘之钿车受阻，约会之事也就成为泡影了。
这两句因咏物而融入闺情。“佳约”的一方，或是作者自己。雨妨佳约，钿车难至，怀人不见，愁情可知。这两句，遥应前面“愁”字。作者融一片愁情于雨景之中，借春雨冥迷暗淡之境现作者怀人不见之情，情景两者融洽无间，堪称绝妙。
下片，作者继续把咏雨和抒情结合一起。上片重在描写春雨而兼寓愁绪，下片则主要抒发怀人之情而仍关合雨意。
前三句写天色渐晚，潮随雨涨，江水汹涌，作者站在江边，极目远望，但见烟波迷茫，渺无边际，官方所设之渡口（官渡）隐没于烟雨之中，难以寻觅。“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化用唐朝韦应物七绝名作《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诗而自成意境。韦诗通过雨天潮急，野渡无人，小舟自横的景色描写，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闲情逸趣。史词则承“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两句，更进一步、更深一层表现了他的愁绪：陆路不通，则觅水道，官渡亦不见，则其愁转浓，可以想见。写来曲折细致、笔法多变。官渡既不见，映入眼中的，只是远处隐隐约约的几座山峰。 “和泪谢娘眉妩”一句，妙笔突起。谢娘本是唐时歌妓，这里借指作者所思念的女子。眉妩，指女子眉毛妩媚。此句写物拟人，含蕴极深。其一，生动地写出了烟雨迷漾之中的山峰形态；其二，将远山比作谢娘（自己之情人），可见作者因“雨妨佳约”，心头情丝缭绕，排遣不去。其三，写谢娘含泪，又是作者悬想对方因思念自己而伤心落泪，这种由“对面入笔”的写法，更翻进一层显示出作者相思之深切。这与李商隐“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的诗句及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诗句写法机杼略同而层折更多、更深，的确是极为难得的佳句。
春雨绵绵，怀人不见，伤如之何？“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两句承上进一步写词人之愁。春雨磁润，新绿遍生，花儿却受到摧残，脱离枝叶，带着愁意，随着流水飘向远处。言下之意，春雨隔人，除了相思，别无他法。犹如春雨摧残下的花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带将愁去”。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其愁思之深长，读来真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
最后两句以回想从前之事作结，依然不离雨景。“记当日门掩梨花”，化用李重元《忆王孙》词：“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剪灯深夜语”，则脱胎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对”诗句。两句回忆往事：也是这样的春日，雨打梨花，院门深闭，自己和心爱的女子欢聚一起，剪着灯花促膝夜语。史词两句的意境，却是作者已经经历过的，是回忆的产物。作者化用前人诗词，灵活通脱，不仅不离咏雨及思人的本旨，而且还借此更为真切地反映了自己的心情。李商隐之诗本系悬想，是想象将来欢聚，而史达祖却用以忆昔，伤叹欢聚长叙已成往事，眼前他只是孤身一人，怅对沉沉大江，绵绵春雨。经过如此组合化用，形成新的境界，和全词所要传达的情绪契合无间，浑然一体。这样用事，达到古人所谓“浑化无迹”的地步。
综观全词，构思措辞都很工巧，没有一字说出“雨”字，却句句不离春雨。同时，全词发抒愁情，写得婉转层折，情致深厚。张炎认为此词好在； “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雨挟着冷气，欺凌早开的花朵，雾气漫着烟缕，困疲垂拂的柳树，千里烟雨暗暗地催促着晚春的迟暮。整日里昏暗迷蒙，像忧愁满腹，想要飘飞又忽然停住。蝴蝶吃惊自己的翅膀湿重，落在西园栖息；春燕喜欢用湿润的春泥筑巢，飞来飞去。最无奈，是道路的泥泞，妨碍了风流男女的约会佳期，使他们华丽的车辆到不了杜陵路。
极目眺望，江面上烟雾沉沉。再加上春潮正在迅急，令人难以找到官家的渡口。远山全都隐隐约约，宛如佳人那含情的眼睛和眉峰。临近残断的河岸，新绿遍生，花儿却受到摧残，脱离枝叶，带着愁意，随着流水飘向远处。记得当日，正是因为有你，我怕梨花被吹打才掩起院门。正是因为有你，我才和那位佳人在西窗下秉烛谈心。
注释
做冷欺花：春天寒冷，妨碍了花儿的开放。
冥迷：迷蒙。
粉重：蝴蝶身上的花粉，经春雨淋湿，飞不起来。
西园：泛指园林。
钿车：用珠宝装饰的车，古时为贵族妇女所乘。
杜陵：地名，在陕西长安东南，也叫乐游原。
官渡：公用的渡船。
谢娘：唐代歌妓名，后泛指歌妓。
史达祖工于描摹景物，以咏物词见长。这首咏春雨的《绮罗香》构思巧妙，摹写生动，情致深婉，也是他的咏物佳作之一。
南宋后期，词坛上的咏物词，存在两种不同的写作倾向。一种是：并不对所咏之物进行细致、逼真的描摩，有时甚至根本不对“物”的形貌加以刻画，而是竭力写出所咏之物的“品格”，借物的“品格”来表现作者的人格、精神。比如姜夔的《卜算子》：“月上海云沉，鸥去吴波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此词系咏梅花，但对梅的色香、形貌，词人全然没有着笔，而是以明月、海鸥、竹等高洁之物作为背景，侧面衬托西泠的一棵梅树，暗示此梅之“孤”与“洁”，从而表达出作者的性情人格。这种遗去形貌、专取品格的写作倾向，虽有助于深化作品的意蕴，但由于其艺术表现的中心是物的品格，而非具体的形貌，因此难以给读者具体、鲜明、生动的感受。王国维说读这类作品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道着了这类作品的弱点。
咏物词写作的另一种倾向，重物象形貌的刻画，在力求形似的同时兼求神似。通过对所咏之物细腻、准确的描绘，努力造成一种逼真、生动的画面，并由此传达作者的情感。史达祖此词即是如此。
上片一下笔，词人就创设了一种烟雨迷离昏沉的境界。濛濛春雨，带来寒意，使性喜温暖的花儿受到摧残，凄迷的雾气笼罩柳树，天空昏沉黯淡，一片暮色，仿佛是春雨偷偷促使而成。“做冷欺花”，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将烟困柳”，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偷催春暮”，更是巧妙地调动了人们的听觉器官，使人如闻春雨那沙沙的步履声。起笔三句，不同凡响，摄住了春雨之魂，使纸面上的绵绵春雨，变成可感可触、可见可闻的对象。
接下来的“尽日”两句，进一步描写春雨的特有面貌。上句是说春雨极细极密，一片迷糊，满布空间，着重刻画的是春雨的静态；下句说春雨忽起忽止，下下停停，总下个没完，重点表现的是雨的动态。动静结合，使春雨形象更为鲜明、具体地呈现读者面前。同时，又用一“愁”字，点染气氛，奠定了全词的感情基调。
以上五句，作者紧扣春雨特征加以摹写已到尽态极妍的地步。进一步刻画，已难措笔，所以作者笔锋一转，写了燕子、蝴蝶的行动。春雨沾湿蝶翅，影响它展翅飞行，故云蝶惊。春雨润湿泥土，便于燕子衔泥筑巢，故云燕喜。迷漾灰黯的春雨图经紫燕素蝶点缀，色彩有所改观，呈现一种凄丽的境界。燕、蝶的作用不仅侧面衬托春雨，扩大了词境，而且，蝶惊燕喜的气氛还反衬出作者寂寞黯然的心境。
“最妨它”两句，写春雨对自己约会的影响。“佳约风流”，指男女约会。钿车，以金为饰的华丽车子。杜陵，在长安附近，汉宣帝陵墓所在地，附近多富贵人家，这里借指与情人约会之地。春雨连绵，道路泥泞，心爱之人所乘之钿车受阻，约会之事也就成为泡影了。
这两句因咏物而融入闺情。“佳约”的一方，或是作者自己。雨妨佳约，钿车难至，怀人不见，愁情可知。这两句，遥应前面“愁”字。作者融一片愁情于雨景之中，借春雨冥迷暗淡之境现作者怀人不见之情，情景两者融洽无间，堪称绝妙。
下片，作者继续把咏雨和抒情结合一起。上片重在描写春雨而兼寓愁绪，下片则主要抒发怀人之情而仍关合雨意。
前三句写天色渐晚，潮随雨涨，江水汹涌，作者站在江边，极目远望，但见烟波迷茫，渺无边际，官方所设之渡口（官渡）隐没于烟雨之中，难以寻觅。“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化用唐朝韦应物七绝名作《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诗而自成意境。韦诗通过雨天潮急，野渡无人，小舟自横的景色描写，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闲情逸趣。史词则承“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两句，更进一步、更深一层表现了他的愁绪：陆路不通，则觅水道，官渡亦不见，则其愁转浓，可以想见。写来曲折细致、笔法多变。官渡既不见，映入眼中的，只是远处隐隐约约的几座山峰。 “和泪谢娘眉妩”一句，妙笔突起。谢娘本是唐时歌妓，这里借指作者所思念的女子。眉妩，指女子眉毛妩媚。此句写物拟人，含蕴极深。其一，生动地写出了烟雨迷漾之中的山峰形态；其二，将远山比作谢娘（自己之情人），可见作者因“雨妨佳约”，心头情丝缭绕，排遣不去。其三，写谢娘含泪，又是作者悬想对方因思念自己而伤心落泪，这种由“对面入笔”的写法，更翻进一层显示出作者相思之深切。这与李商隐“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的诗句及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诗句写法机杼略同而层折更多、更深，的确是极为难得的佳句。
春雨绵绵，怀人不见，伤如之何？“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两句承上进一步写词人之愁。春雨磁润，新绿遍生，花儿却受到摧残，脱离枝叶，带着愁意，随着流水飘向远处。言下之意，春雨隔人，除了相思，别无他法。犹如春雨摧残下的花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带将愁去”。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其愁思之深长，读来真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
最后两句以回想从前之事作结，依然不离雨景。“记当日门掩梨花”，化用李重元《忆王孙》词：“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剪灯深夜语”，则脱胎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对”诗句。两句回忆往事：也是这样的春日，雨打梨花，院门深闭，自己和心爱的女子欢聚一起，剪着灯花促膝夜语。史词两句的意境，却是作者已经经历过的，是回忆的产物。作者化用前人诗词，灵活通脱，不仅不离咏雨及思人的本旨，而且还借此更为真切地反映了自己的心情。李商隐之诗本系悬想，是想象将来欢聚，而史达祖却用以忆昔，伤叹欢聚长叙已成往事，眼前他只是孤身一人，怅对沉沉大江，绵绵春雨。经过如此组合化用，形成新的境界，和全词所要传达的情绪契合无间，浑然一体。这样用事，达到古人所谓“浑化无迹”的地步。
综观全词，构思措辞都很工巧，没有一字说出“雨”字，却句句不离春雨。同时，全词发抒愁情，写得婉转层折，情致深厚。张炎认为此词好在； “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首诗由两个设问句组成，顿挫激越，而又直抒胸臆，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都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
第一个设问是反问，也是自问，含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男儿何不带吴钩”，起句峻急，紧连次句“收取关山五十州”，犹如悬流飞瀑，从高处跌落而下，显得气势磅礴。“带吴钩”指从军的行动，身佩军刀，奔赴疆场，那气概多么豪迈！“收复关山”是从军的目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诗人怎甘蛰居乡间，无所作为呢？因而他向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一、二两句，十四字一气呵成，节奏明快，与诗人那昂扬的意绪和紧迫的心情十分契合。
首句“何不”二字极富表现力，它不只构成了特定句式（疑问），而且强调了反诘的语气，增强了诗句传情达意的力量。诗人面对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局面，焦急万分，恨不得立即身佩宝刀，奔赴沙场，保卫家邦。“何不”云云，反躬自问，有势在必行之意，又暗示出危急的军情和诗人自己焦虑不安的心境。此外，它还使人感受到诗人那郁积已久的愤懑情怀。李贺是个书生，早就诗名远扬，本可以才学入仕，但这条进身之路被“避父讳”这一封建礼教无情地堵死了，使他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何不”一语，表示实在出于无奈。
“收取关山五十州”一个“取”字，举重若轻，有破竹之势，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切的救国心愿。然而“收取关山五十州”谈何容易？书生意气，自然成就不了收复关山的大业，而要想摆脱眼前悲凉的处境，又非经历戎马生涯，杀敌建功不可。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了诗人愤激不平之情。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请你登上那画有开国功臣的凌烟阁去看一看，又有哪一个书生曾被封为万户侯？
诗人问道：封侯拜相，绘像凌烟阁的，哪有一个是书生出身？这里诗人不用陈述句而用反问句，发牢骚的意味显得更加浓郁。看起来，诗人是从反面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实际上是进一步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由昂扬激越转入沉郁哀怨，既见出反衬的笔法，又见出起伏的节奏，峻急中作回荡之姿。就这样，诗人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在诗歌的节奏里，使读者从节奏的感染中加深对主题的理解和感受。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此诗的起句采取了乐府《相逢行》传统的开篇方式：“夹道开洞门，弱柳低画戟”，先极力描写府第的高大、华贵、庄严，如古辞：“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南朝梁张率：“高门既如一，甲第复相似”；昭明太子萧统：“朱门间皓壁，刻桷映晨离。阶植若华草，光影逐飙移。”但在具体的描写方法与文字技巧运用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李贺诗没有铺金叠翠，也没有用什么渲染夸张的词汇修饰，却通过一种暗示性的笔触，将府第的高大庄严充分地显现出来。这里，诗人不写府第的壮丽庄严，而写道狭；不写门前那标志着身份地位的画戟如何高大，而写高高的垂柳却低于画戟。实际上，是府第的宏伟而使道路显得狭窄；画戟的高大而使垂柳显得低矮。这种透过一层、深入一层的写法，使府第的气派在“夹道”与“弱柳”的衬托之中，恍然如在目前。与那些直写府第高大华贵的诗句相比，不仅更富有诗的含蓄，而且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
接下两句进一步渲染府第深院的环境气氛。按照传统乐府的写法，这里应该描写的是，深深庭院中到处高屋栉鳞、繁华似绵的景象。而诗人却抛开了这些早已被《相逢行》的作者们写俗了的写法，仅仅选择了这样一个镜头：“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这两句诗都极力写动，似乎要以帘动与箫声为这华贵的大院增添一点儿热闹的气氛。然而，从艺术效果来说，帘动与箫声，不仅没有使大院增加一分生气，反而使人感到了人生经历中不常体验到的一种沉寂。这两句诗的写法，和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中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有些类似，同样都是以动写静，但王籍笔下的静，使人感到的是大自然的优美和沉浸于其中的惬意，透露出人与自然神交以后的精神意趣。而李贺笔下的静，却给人一种与世隔绝后难以忍受的空寂感，甚至隐隐地在繁华似锦中透露出抒情主人公内心的凄凉与无可奈何，这才是这两句诗真正所要体现的意趣与心态。
关于在这种沉寂的环境里生活的人的样子，诗的第四句虽然透露出一点儿信息，但那是在帘幕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隐隐约约的形象，还不能让人一下子看清她的面目。于是，诗的第五、六两句就把镜头转而直接对准了这深院中的人物：“蜂语绕妆镜，画蛾学春碧。”原来这位伴着帘影、伴着“箫声吹日色”的抒情主人公竟是一位女子。只见她站立在梳妆台前，对镜描绘着蛾眉。而那蜜蜂“嗡嗡”叫着，好像也知欣赏其美貌一样地飞前飞后，“议论不休”，好象在寻找着散发出阵阵芳香的花儿。这两句写人物非常含蓄传神，始终没露出人物的容貌形象，却抓住蜜蜂错把女子当成鲜花的细节和女子对镜梳妆的一个动作，写出她如花似玉的美貌，透露出她对美的追求，同时，也流露出几分顾影自怜之意。这样一位美貌的女子，她的青春、她的生命活力，居然只能在对镜梳妆中慢慢消逝，只能在孤独寂寞中百无聊赖地度过。这是十分难堪的境地，也是非常不幸的生活。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高潮，也是点睛之笔。诗人的镜头从闺房摇向庭院，展现了一幅十分美丽动人而又带有几缕忧伤的画面：“乱系丁香结，满栏花向夕”。“乱系”与冯延巳《谒金门》“闲引鸳鸯芳经里，手挼红杏蕊”中的“手挼”是一个意思。这里诗人捕捉住最能反映人物内心活动的动作，写她手里系着丁香结，可她的心好像又并不在这儿。她在想，在盼望，又在感伤。短短的几个字，意味无穷，把女主人公心绪茫茫、心事重重、茫然无措又惆怅伤感的种种复杂心情写得真切可感，恍然可见。最后的结句也很精妙，不写人物，不抒情思，却落在写景上，描绘出花园中满栏的鲜花沐浴着夕阳的余辉、格外动人的景象。这是写景，也是言情，其字里行间，分明传达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趣。这里的“向夕”二字尤其耐人寻味。它写出了这眼下的鲜花已不是初春时节蓓蕾初绽的时光，而是已经开始“向夕”了。即是说，它们春花烂漫、最有魅力的时刻就要逝去，美好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等待它们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凋残的命运。显然，诗人这里写花、写景，都含有暗喻、象征的意味。这闺中少女青春无几，这花就是她虚度年华、青春将逝的命运的形象写照。透过这个以花喻人的结句，再回过头去品味全诗，就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要特地描写“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的清幽寂寞气氛，去渲染时光的难捱，独处的百无聊赖。也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要通过女主人公对镜梳妆的情节，去实现人物试图以精心的梳妆打扮挽住即将逝去的青春年华，以葆青春常驻的心理情绪。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女主人公在“乱系丁香梢”时所倾注的复杂感情。诗贵含蓄，结句尤重含蓄蕴藉。这个结句确实结得很妙，它不仅照应全诗，又能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留下充分的回味余地。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一句一字直接将诗意说破，却又在字字句句中蕴含着诗意。每一笔描写，每一处刻画，看似互不相涉，跳跃性极大，却又能以内在的情感线索联结在一起，使人读来自有一种含蓄美、朦胧美，给人以余味不尽的美感。
李贺的这首《难忘曲》，并不仅仅是为写美人迟暮而写美人迟暮。美人迟暮的题材在传统诗歌中，都是用来表现怀才不遇的主题的。李贺的诗歌总是充满了哀怨凄凉的声音。这首诗中的被锁在高墙内孤凄的、无人赏识的、没有机会为人赏识的美人，实际也寄托了诗人自己受压抑而不能发挥才能的不幸遭遇，这也是他为何将此诗名为《难忘曲》的真正原因。如果再进一步了解了《相逢行》这一乐府古题最早的含义，也许会更有助于对这首诗诗意的理解。《乐府题解》在解释《相逢行》古辞时说：“晋陆机《长安有狭斜行》云：‘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则言世路险狭邪僻，正直之士无所措手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