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七绝《赠李白》的当年秋天，李白也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诗云：“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中流露出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与杜诗中的“秋来相顾尚飘蓬”句，可以参照。李白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幸会于山东之时，由于有相同的坎坷遭遇，因而情志相投。
诗歌首先写道：“秋来相顾尚飘蓬。”“相顾”即彼此相见。“尚”即还，仍然。意思是说，李白和杜甫在秋天相会，但都如蓬草一样，漂浮不定。这一句就是写了李白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在山东相会。“尚飘蓬”形象地暗示了他们都遭受仕途的坎坷，有志难展的苦闷。这里，诗人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以“蓬”为喻体。“蓬”一种植物。在中国古代诗歌中，“飘蓬”或“飞蓬”都是比喻行踪飘泊不定。如，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其中的“飞蓬”就是用来比喻漂泊不定行踪。这样，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含蓄蕴藉。可以说，这一句暗示了他们的生活处境，仕途的坎坷，心情的苦闷。
接着写道：“未就丹砂愧葛洪。”“未就”即没有成功。“丹砂”即朱砂。道教认为吃丹砂可以延年益寿。“葛洪”是东晋道士，自号抱朴子，入罗浮山炼丹。李白好神仙，曾炼丹药。杜甫曾经渡黄河，也登王屋山去访道士华盖华盖君，因华盖君已死，惆怅而归。“愧”即低于。因为李白和杜甫都喜欢道教而无成，所以杜甫说“愧葛洪”。这一句表面看来，似乎杜甫在规劝李白要像道家葛洪那样潜心于炼丹求仙，实则暗示李白不要为自己处境伤感。
所以，杜甫在第三句写道：“痛饮狂歌空度日。”“狂”即狂放，任性豪放。“痛饮狂歌”即痛快淋漓的饮酒，并写出豪放不羁的诗歌。意思就是（李白）不要痛饮狂歌、虚度时日。言外之意就是，你李白虽然每天痛饮而狂歌，但终不为统治者赏识。这首先是对李白才华的赏识与赞美，同时也暗示了李白虽有才华，可是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和平台。其中的“空度日”就是杜甫对李白放荡不羁的诗酒生涯的感慨。当然，在诗歌中，杜甫这种感慨，既是为李白而发，也是为自己而发的。
最后写道：“飞扬跋扈为谁雄。”“飞扬跋扈”原指意态狂豪，不受约束。现多形容骄横放肆，目中无人。古今词义差别很大的。诗人杜甫用这个词语，不但揭示了李白傲骨嶙峋，狂荡不羁的性格，而且也是李白与众不同的人格的写照。其中，“为谁雄”就是说又有谁来欣赏你的勃勃雄心。这一结句，诗人通过反诘句，强调了这位绝世天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也增强了对李白的同情与爱怜之情。
此诗突现了一个狂字，显示出一个傲字。傲骨嶙峋，狂荡不羁，这就是杜甫对于李白的写照。在这首《赠李白》中，正突现出狂与傲的风采、骨力、气度，显示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这正是此诗的诗眼和精髓。它不仅同杜甫歌咏李白的其他诗篇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形象地揭示了李白的性格和气质特征。
这首七绝，沉郁有致，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末句用反诘口吻，把全诗推向了最高潮。清初钱谦益在评注此诗时，独注“飞扬跋扈”句，其余一概略而不论，可谓独具慧眼，也表明它在全诗中的重要价值：“按太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少任侠，手刃数人，故公以飞扬跋扈目之。犹云平生飞动意也。旧注俱大谬。”（《钱注杜诗》卷九）是说从新的角度和侧面颂扬了李白的豪侠精神，并突出“飞扬跋扈”的飞动性。仇兆鳌注云：“飞扬，浮动之貌。跋扈，强梁之意。考《说文》：扈，尾也。跋扈，犹大鱼之跳跋其尾也。”（《杜诗详注》卷之一）此虽就字注字，就词注词，但在《赠李白》中，却是用来象征李白豪放不羁的精神。
此诗言简意赅，韵味无穷。为了强化全诗流转的节奏、气势，则以“痛饮”对“狂歌”，“飞扬”对“跋扈”；且“痛饮狂歌”与“飞扬跋扈”，“空度日”与“为谁雄”又两两相对。这就形成了一个飞动的氛围，进一步突现了李白的傲岸与狂放。
此诗作于作者醉眠醒来时，描绘了山上没有半点声音和人烟好像太古时候一般一片寂静，日子清闲得令人觉得漫长以及人清闲得有些偏懒的情景。全诗造意古朴，对仗工稳，通篇用白描手法写景叙事，事显而情隐，富有禅意。
这首诗以“醉眠”为题，其实写的是一个独酌——醉眠——梦醒的完整过程。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诗人在山林环抱的居所中独酌，空山幽静，不闻人声，宛如置身于冥寞的太古时代；时间也仿佛静止了、凝固了，不再流动。这里的一切，都使人恍惚如有隔世之感。这儿既无尘世的喧嚣和纷扰，也无名利的追逐和与日俱生的忧患，一切都显得悠然怡然。这不尽是写环境氛围。诗人实际上写出了一个将醉未醉之人对时空所特有的感觉。这位饮者虽尚未露面，但从他在幕后哼哼唧唧的唱词，不难想见其酣然四顾的身影。在人们浑然不觉之际，诗人已从“醉”字入手解题了。
紧接着，一位陶然自得的饮者形象，便活脱地出现在读者眼前。尽管春意阑珊，只剩下数枝残花，而饮者意兴犹浓，频频把盏。酒酣耳热之际，忽听得鸟声啼啭，他便又笑对鸟儿调侃，仿佛说：“我醉欲眠君且留，谅你这点絮聒，不妨我睡。”府仰之间，醉态可掬。“好鸟”一句，似从孟浩然的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化出，诗人反其意而用之，在轻松风趣的口吻中，维妙维肖地写出了醉者旷放洒脱的神态。这里，“余花犹可醉”点出“醉”字承上；“好鸟不妨眠"又点出“眠”字启下，在似不经意之间，却细针密线，自有布置。
五六两句写饮者从户外进入室内。“花掩”、“簟便”都由“眠”字生发开去。竹席宜人，指明对令，和前面所说的“日长”、“余花”正相一致。欲睡掩花，这一本来是极平常的动作，却如平地生波澜，顷刻间激起诗人感情的涟漪。
“世味”二字，透露出诗人隐秘的心声。花之开合，与“世味”有关系。原来在封建社会里，“花”常常成为人物命运遭际的表征，它和屋主人的贵贱穷达、荣辱进退是休戚相关的。如“朱花”象征权势炙人的达官显贵，“寒花"则表示社会地位的卑微低贱，所谓“花第”也者，正是把“花”和品第等级联系在一起。故得势显达时“开花延客”、“花庭若市”，落拓不遇时则“杜花谢客”、“花可可罗雀”。炎凉世态，系于区区一“花”。唐庚当时正谪居岭南，他对这样的“世情”是尝够了滋味的，他有《鸣鹊行》诗云：“至今畏客如於菟。岂唯避谤谢还往，此日谁肯窥吾庐？杜花却扫也不恶，何但忘客兼忘吾。喧喧呜鹊汝过矣，曷不往噪权花朱？”又在《寄傲斋记》一文中设想，如有朝一日能从贬所脱归，回乡后将给故园之花命名为“常关之扉”。这些均可为本句注脚。
诗人不说“花掩知世味”，却将“世昧”置于“花掩”之前，不止是为了协调声律，也是强调了诗人内心的感慨，又可解作诗人欲乘掩花之际，将那使人心寒的“世味”推将出去，拒之花外，永不让它再来骚犹和破坏恬淡的心境，所谓“便欲醉中藏潦倒，已将度外置纷纭”（《谢人送酒》），且置之度外可也。诗人在悠闲旷达的醉饮之后，忽生“世味”之想，说明他仍怀愤慨不平之气，实不能忘怀于人世，可见此诗所谓“醉眠”，并非抒写流连花酒的闲适情调，不过是借此挥斥幽愤，聊以自慰罢了。
最后两句写由眠至醒。诗人既乐于与花鸟为友，不妨梦中携侣同游，吟诗留赏。然而这神游时的快意，一回到现实中便烟消云散，所得的佳句竟写不出来，“忘筌”是用《庄子》“得鱼忘筌”的语意。诗人用“梦中频得”、“拈笔又忘”这样轻捷的句子，写出了乍得忽失的惆怅之情，语调中不乏自嘲的意味。对美的追寻只存在于梦境之中，而梦终非现实，一旦梦醒之后，又是非常惆怅的。于此，在诗人幽默的调笑声中，表现出淡淡的苫涩的滋味。
这首诗通篇用白描手法写景叙事，事显而情隐。“世味”二字为全篇之眼，贯前领后。在其映照之下，则“眠”前的独酌虽貌似自得，实际上却是诗人在人世间深感寂寞的写照：这里既无三两知已开怀畅饮的场面，也无田家父老提壶过饮的交往。而“眠”后在梦中兴高采烈的寻觅追求，又分明是诗人不甘寂寞苦作挣扎的努力。但现实无情，人生有涯，虽然力求摆脱寂寞，而又终于不得不归于寂寞。如此深衷，如许波澜，均借一次“醉眠”的情事出之，平淡中蕴含至味。王夫之论诗力主一“忍”字，意谓诗歌的含蓄蕴藉，非有大力者不足为言。此诗庶几当之。
这首诗传诵一时，并奠定了钱起在诗坛的不朽声名。
诗题“湘灵鼓瑟”，摘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诗句，其中包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舜帝死后葬在苍梧山，其妃子因哀伤而投湘水自尽，变成了湘水女神；她常常在江边鼓瑟，用瑟音表达自己的哀思。
根据试帖诗紧扣题目，不得游离的要求，诗人在开头两句就概括题旨，点出曾听说湘水女神擅长鼓瑟的传说，并暗用《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的语意，描写女神翩然而降湘水之滨，她愁容满面、轻抚云和瑟，弹奏起如泣如诉哀伤乐曲。动人的瑟声首先引来了水神冯夷，他激动地在湘灵面前伴乐狂舞，然而一个“空”字，说明冯夷并不理解湘灵的哀怨；倒是人间那些被贬谪过湘水的“楚客”，领略了湘灵深藏在乐声里的哀怨心曲，禁不住悲从衷来，不忍卒闻。
接下来，诗人着意渲染瑟声的感染力。“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瑟声哀婉悲苦，它能使坚硬的金石为之凄楚；瑟声清亢响亮，它可以响遏行云，传到那穷高极远的苍穹中去。瑟声传到苍梧之野，感动了寄身山间的舜帝之灵，他让山上的白芷吐出芬芳，与瑟声交相应和，弥漫在广袤的空间，使天地为之悲苦，草木为之动情。
中间这四句，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任思绪在湘水两岸、苍梧之野、洞庭湖上往复盘旋，写出了一个神奇虚幻的世界。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这两句写湘灵弹奏的乐曲同舜帝策动的芳香在湘水之源交织汇合，形成一股强劲的悲风，顺着流水，刮过八百里洞庭湖。
至此，乐曲进入了最高潮，感情达到了白热化。凭藉着诗人丰富的想象，湘灵的哀怨之情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发和表现。然而全诗最精采的还不在于此，令全篇为之生辉的是结尾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旧唐书·钱徵传》称这十个字得自“鬼谣”，其实无非说这两句诗是钱起的神来之笔。此联的妙处有：
一是突然转折，出人意料。在尽情地描写乐曲的表现力之后，使乐曲在高潮中戛然而止，这是一重意外；诗境从虚幻世界猛然拉回到现实世界，这是又一重意外。二是呼应开头，首尾圆合。全诗从湘水女神出现开始，以湘水女神消失告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结尾两句如横空出世，堪称“绝唱”，但同时又是构成全篇整体的关键一环；所以虽然“不”字重出，也在所不惜。作者敢于突破试帖诗不用重字的规范，确属难能可贵。三是以景结情，余音袅袅。诗的前面大部分篇幅都是运用想象的画面着力抒写湘水女神的哀怨之情，结尾一笔跳开，描写曲终人散之后，画面上只有一川江水，几峰青山。这极其省净明丽的画面，给读者留下了思索回味的广阔空间：或许湘灵的哀怨之情已融入了湘江绵绵不断的流水，或许湘灵美丽的倩影已化成了江上偶露峥嵘的数峰青山，或许湘灵和大自然熔为一体，年年岁岁给后人讲述她那凄艳动人的故事，或许湘灵的瑟声伴着湘江流水歌吟，永远给人们留下神奇美妙的遐想。这一切的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宋代词论家有“以景结情最好”之说，恐怕是从这类诗作中得到的启迪。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