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先否定功名,再否定是非,最后又否定一切,层层加深,可谓匠心独运。下片依然承袭上片风格,貌似淡薄世事,实则甚是重视。全词愈转愈深,愈深愈妙,结构奇变,议论精辟而富有情韵,达到了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高妙艺术境界。
此词语言通俗,节奏明快,词人满腔的悲愤从笔端喷薄而出。文恬武嬉,朝廷偏安江左,主和派手握实权,豪杰之士虽胸怀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地。国势衰微,作为主战派的一员, 刘过心中抑郁难平。他虽一介布衣,却志存高远,渴望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奈何年华渐老,两鬓已斑白,梦想却依然遥不可及,在此情况下,他不由心生郁闷,满腹牢骚。
开篇起势突兀,直抒胸臆。“弓剑出榆塞,铅椠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词人认为,引弓持剑出塞杀敌和提笔著书立说都易如反掌,武功文名得来容易,失去也可以淡然地面对。此处虽看似奔放旷达,却并非词人心中的真实想法,他之所以说出这番话完全是由于心中激愤难平。
接下来,词境更进一步,作者对世事的是非曲直进行评说。“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俱错,世事沐猴冠”几句反讽意味强烈,看似否定古人,实则是对如今世事的无情讽刺,与辛弃疾《西江月》中的句子“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类似。“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此处的叙述冲破传统思想的局限,作者更为狂放不羁。“老子”二字,刻画出一个愤世嫉俗、睥睨-一切的豪放文人形象。这两句看似对“内外”、“中间”所包含的一切充满怀疑和否定,实则更突显出词人的满腹抑郁不平之气。
“酒须饮,诗可作,铗休弹。”词人认为可以饮酒,可以赋诗,但是就是不可以弹铗,因为饮酒可以忘忧,作诗可以明志,弹铗却不能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战国时期,冯谖因不满于待遇过低而三次弹铗,孟尝君每次都能满足他的要求。刘过在此自比冯谖,是为了将当今昏庸无能、不辨是非的统治者与昔日礼贤下士、亲贤远佞的孟尝君进行对比。词人并非不关心国事,甚至曾上书宰相,陈述北伐抗击金军的方略,只是最终未被朝廷采纳。一个“休”字,包含了作者太多无法言明的感慨。
统治者昏庸无能,不肯重用人才,词人一腔爱国情怀无处释放,自然满腹忧愤。“人生行乐,何自催得鬓毛斑。”这两句与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萧条况味极为相似。词人无奈说道,人生短暂,须及时行乐,何必每日自寻烦恼,催得满头华发呢?这两句词是对下阕开头所表达的感情作进一步的描摹。
孟子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者却认为穷困和显达并无二致,“牙旗金甲”和“蹇驴破帽”没有什么区别。这其实并非他心中真实的想法,词人并非像庄子一样,主张天道无为。他满怀报国之志,希望建功立业,取得显达的地位,又怎会无视穷通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是由于报国无门,心中抑郁难解,所以才满腹牢骚而已。
“世事只如此。”作者在此仅着五字,万般无奈却都呼之欲出。至此,其激愤达到顶点,之后,作者一扫前文阴霾之气,一语道破全词的主旨:“自有识鸮鸾。”在文恬武嬉、是非不分的环境下,刘过依然坚信必定有人能够辨忠奸、明是非,从中亦可见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狂放不羁的气魄。
作者在词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抒发内心的不满和无奈,直到最后一句才点明主旨,前后落差巨大,满腹牢骚和激愤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似在悬崖边上勒住了狂奔的马匹,其雄浑、豪迈的气魄读来不禁令人感动。
这首七律,通过诗人望中的见闻,写深秋拂晓的长安景色和羁旅思归的心情。
首联总揽长安全景。在一个深秋的拂晓,诗人凭高而望,眼前凄冷清凉的云雾缓缓飘游,全城的宫观楼阁都在脚下浮动,景象迷蒙而壮阔。诗中“凄清”二字,既属客观,亦属主观,秋意的清冷,实衬心境的凄凉。正是这两个字,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颔联写仰观。“残星几点”是目见,“长笛一声”是耳闻:“雁横塞”取动势,“人倚楼”取静态。景物描写见闻动静的安排,颇见匠心。寥落的残星,南归的雁阵,这是秋夜将晓时天空中最具特征的景象;高楼笛声又为之作了饶有情韵的烘托。这两句是说:晨曦初见,西半天上还留有几点残余的星光,北方空中又飞来一行避寒的秋雁。诗人的注意力正被这景象所吸引,忽闻一声长笛悠然传来,寻声望去,在那远处高高的楼头,依稀可见有人背倚栏杆吹奏横笛。笛声那样悠扬,那样哀婉:是在喟叹人生如晨星之易逝,还是因见归雁而思乡里、怀远人?吹笛人,你只管在抒写自己内心的衷曲,却可曾想到你的笛音竟这样地使闻者黯然神伤吗?这一联是赵嘏的名句。据《唐诗纪事》卷五十六记载,诗人杜牧对此赞叹不已,因称赵嘏为“赵倚楼”。杜牧如此激赏,恐怕就是由于它选景典型、韵味清远的缘故。
颈联写俯察。夜色褪尽,晨光大明,眼前景色已是历历可辨:竹篱旁边紫艳的菊花,一丛丛似开未开,仪态十分闲雅静穆;水塘里面的莲花,一朵朵红衣脱落,只留下枯荷败叶,满面愁容。紫菊半开,红莲凋谢,正是深秋时令的花事;以“静”赋菊,以“愁”状莲,都是移情于物,拟物作人,不仅形象传神,而且含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这与李清照《声声慢》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借菊之憔悴写人的愁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目睹眼前这憔悴含愁的枯荷,追思往日那红艳满塘的莲花,使人不禁会生出红颜易老、好景无常的伤感;而篱畔静穆闲雅的紫菊,俨然一派君子之风,更令人忆起“采菊东篱下”的陶靖节,油然而起归隐三径之心──写菊而冠以“篱”字,取意就在于此。
上面三联所写清晨的长安城中远远近近的秋色,无不触发着诗人孤寂怅惘的愁思;末联则抒写胸怀,表示诗人毅然归去的决心。诗人说:家乡鲈鱼的风味此时正美,我不回去享用,却囚徒也似的留在这是非之地的京城,所为何来!“鲈鱼正美”,用西晋张翰事,表示故园之情和退隐之思;下句用春秋锺仪事,“戴南冠学楚囚”而曰“空”,是痛言自己留居长安之无谓与归隐之不宜迟。
诗中的景物不仅有广狭、远近、高低之分,而且体现了天色随时间推移由暗而明的变化。特别是颔颈两联的写景,将典型景物与特定的心情结合起来,景语即是情语。雁阵和菊花,本是深秋季节的寻常景物,南归之雁、东篱之菊又和思乡归隐的情绪,形影相随,诗人将这些形象入诗,意在给人以丰富的暗示;加之以拂曙凄清气氛的渲染,高楼笛韵的烘托,思归典故的运用,使得全诗意境深远而和谐,风格峻峭而清新。
生活中小事,自然界景物,到了杨万里的笔下,总是充满无穷的情趣。杨万里生平游迹很广,他的诗中,写山水的很多;他又特别喜欢雨景,所以写雨的也不少。这些诗,每一篇有每一篇的特点,令人百读不厌。这首绝句写小雨。雨本是没有情的东西,杨万里偏要赋予它与人相同的感情,于是使诗充满了新鲜感。
诗前两句刻画小雨,说丝丝细雨,稀稀拉拉地下着,既下不大,又不肯停下。首句以两组叠字状出小雨的情况,非常传神,与他的《雨作抵暮复晴》中“细雨如尘复如烟”句一样,描绘得很细,但有程度上的不同,这里写的是小雨,不是毛毛雨,所以不如尘似烟,而是“细细”与“疏疏”。第二句从雨量上写,不能多又不肯无,那便是小雨。
即使是小雨,下久了,在屋上、树丛中也都渐渐地凝聚成水珠,滴落下来。三、四句便写这一情况。杨万里在《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中也曾描写过这样的雨景,诗说:“雨入秋空细复轻,松梢积得太多生。忽然落点拳来大,偏作行人滴伞声。”对雨水滴下采用自然的描写手法。这首《小雨》诗,换用拟人手法,说自己生平喜欢看山,这雨似乎对自己妒忌,有意从屋檐上滴下,组成一张珍珠般的帘子,把那千峰给遮挡。“珠帘”二字很确切,因为雨不大,尚是一点点下滴,如成串的珍珠;如果是大雨,流下的就是水线、水柱,而雨本身就成了帘子了。说雨妒,诗人是在调侃,但这一调侃非常有意思。因了雨的妒,挂上了珠帘,却使原本的景色似乎更加优美。因为是稀疏的珠帘,隔着它去眺望远处的山峰,增加了迷濛,比直接看山更富有诗情画意。清代蒋士铨《题王石谷画册》中有“不写晴山写雨山,似呵明镜照烟鬟”句,说出了雨中青山的韵味。杨万里眼前的山,正带有这样的韵味,也正是杨万里追求的意境,他在《秋雨叹》中也这样写道:“横看东山三十里,真珠帘外翠屏风。”对隔着窗前珍珠般的雨帘眺望婀娜的青山,充满了喜悦。
诗仿佛不经思考,脱口而出,正如他在《晚寒题水仙花并湖山》诗所说,“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语言明快而诗意曲折,正是杨万里小诗的特点。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