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即王昭君,是汉元帝时宫女。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汉元帝将昭君嫁给了单于。昭君出嫁匈奴的故事引起后人的无限感慨,屡有歌咏其命运的诗歌。至沈约时,昭君出塞已经成了诗歌中的传统题材了,所以此诗就题材与表达的内容情感而言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但在剪裁与刻画技巧方面颇具匠心,仍显出与众不同之处。作者写昭君诗却不把注意力放在昭君出塞前后的一系列具体事件的叙述上,对于昭君出塞的缘由、过程以及出嫁匈奴后的生活和最终结局并不涉及,而是着重描写她离开汉宫前往匈奴途中的所见所感,从这样的角度写,更显得集中、精致。
诗从昭君辞别故国、北上与匈奴成亲写起。“披香殿”是汉代后宫殿名,“汾阴河”似指汾水,在今山西省境内。昭君北上时是否渡过汾水难以确知,作者此处用“汾阴河”与前句中的“披香殿”对举,意在暗示昭君已远离中原故土,进入北方边远之地,地域的转换表示行程渐远,风物已变,全诗描写的离愁别恨也从此引出。接着的四句,便转入对昭君痛苦情状的描绘。“于兹”二句说离宫北上,渡过汾水,离匈奴渐近了,不由得黯然魂逝,自此双眉紧锁,愁苦满怀。“沾妆”二句是对昭君忧伤容貌的描绘,沾在粉妆上的泪珠犹如浓重的露水,泪水环绕眼睑状似流波。大多数齐梁诗人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描写刻画精致细腻,不厌其详,以此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沈约这四句诗便是如此,然而这类精细的刻画有时也会因过于繁复而使诗歌显得板滞堆砌,缺乏生动流转之美,沈约这四句诗虽然工丽,但语义已略嫌重复,好在并未继续铺陈下去,故未使诗歌风格平弱、结构臃肿。
“日见”句起四句诗写了沿途的景象。随着行程日远,大漠中奔沙时起,随风飘转的蓬草也随之增多。塞外凛冽的寒风,不仅侵透了身上的绮罗,而且刺入肌骨。四句诗展现了大漠苍凉萧瑟的景象,奔沙、胡风的肆虐,使人倍觉长途跋涉的艰辛,飘转迁移的蓬草,更衬出昭君远离故土、飘零异域的无限哀怨。作者此处用“日见”、“稍觉”,将由汉入胡时沿途所见景物的渐变及其对人物心理的影响刻画得很委婉细致,奔沙、转蓬等也很好地烘托了气氛。
行行日已远,触目又皆是与故国迥异的景象,昭君更思念故国了。“衔涕”二句写她含泪南望,然而关山阻隔,故国杳渺,心中的哀怨之情更难以抑制,这里用一“试”字,颇为传神,既写出昭君频频回首引领眺望的神情,又显示了关山无极,南望非易,从而愁绪愈浓。“始作”二句写她试图用音乐排遣胸中的怨情,然而终于不能。据说汉武帝时,将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昭君时大约也如此,故沈约诗中有此二句。“阳春”、“苦寒”均为乐曲名,“阳春”原是楚国的古曲,此处泛指欢乐的曲子,“苦寒歌”即汉乐府《苦寒行》,这里泛指辞调哀苦的乐曲。“阳春曲”与“苦寒歌”相对,且分别用“始”、“终”二字,别有深意,实际上这两句还以乐曲为象征,总括了昭君初始入选宫中,最终事与愿违,未承恩宠而出嫁匈奴的悲剧性的一生,揭示了昭君命运的蹇踬。最后二句言南归无望,日后唯有每月十五日的夜晚,明月又圆之时,聊以望月来寄托思乡之情。这里的“暂”字用得也极讲究,思乡之情无以排遣,只得寄托于夜空中团圆的明月,这本已是无可奈何中仅存的一丝慰藉,然而这明月却并非夜夜都圆,则此情之最终不可排遣也就不难体会了。末二句委婉含蓄,富于思致,所谓“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此诗除了剪裁上颇有特色,字句的锻炼也极工巧外,还有一个特点不容忽视,即讲究声律。沈约是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他主张在诗歌中运用声律法则,因此,此诗有半数诗句为律句,尤其是第三、四、五、六句,就每一联而言,已合于律诗的平仄要求了,只是联与联之间尚未考虑粘接。有意识地追求声律协调是齐梁诗坛上出现的新气象,沈约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后来唐代律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此诗便是他声律理论在创作中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一例,因此,欣赏此诗,不能不注意到这点。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诗《玉台新咏》卷九题为《燕人美篇》,又作《燕人美兮歌》。这是一首表现思慕情感的诗。全诗仅六句。首二句着重写所思女子的美和诗人与她之间的阻隔,后四句写诗人的追求以及求之不遇的怅惘心绪。
诗歌一开头就热情赞美燕姬赵女的佳妙,表达一腔思慕之情。诗人不畏层峦叠嶂的阻隔,幻想以云为车,以风为马,驱风驾云去追求美的偶象。然而她们如兰似玉幽居山野深谷,难以寻觅,更何况风云飘忽无定,难以依靠。诗人的满腔情愫谁能理解呢?此诗篇幅不长,却将诗人的思慕之情写的宛曲有致,一波三折。
此诗写思慕情感,主要是通过对一种可望而不可即、求之而不可得的境界的描写来实现的。这类境界常见于古诗,如《诗经》中的《国风·秦风·蒹葭》和《国风·周南·汉广》两篇。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夫说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此诗的创作,显然曾受到这样的构思的影响。诗人并未正面直接地表白内心感情,描绘也不事藻饰,然而无限情思,尽在其中。诗歌采用的是楚歌体形式,每句嵌用“兮”字,自然形成一种略有参差,而大体整齐、和谐的节奏。同时它又是押韵的,“佳”“崖”为平声韵,“马”“野”“止”“理”为仄声韵。诗人似乎注意到了声韵与整首诗情调和意境的配合,这里,平声韵舒畅昂扬,仄声韵略显短促低沉,形成一种委婉、悠扬而又沉郁的旋律,不仅与赞美、思慕佳人而最终追求不到,无以慰藉情怀的内容相吻合,而且与主人公内心的情感律动相合拍。整首诗在谋篇布局、意象组合、用韵转意、节奏旋律上,都达到了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