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清奇多姿的景语开笔，表现诗人远听太白轻雷、近看紫阁流云的归山逸趣；中间续以久滞宦途的兴叹，折为“钓竿不复把，野碓无人舂”的失意和惆怅；最后复出之以景语，留袅袅钟音于诗外。诗以山中雷鸣雨落、云烟变幻的奇观为启端，抒发了诗人对心居微官的愧悔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全诗语调慷慨豪迈调，绘景雄奇瑰丽，境界淡远，写得气魄非凡。
开始四句写雷雨景象，第一、二句写远景。诗人在白阁峰西面自己的草堂中，极目远眺，只听见轰然的雷声突然从终南山那面传来，震耳欲聋。“雷声傍太白”一句，起势突兀，巨响自天而降，震撼人心，具有先声夺人的咄咄气势。接着，闪逝雷煞，大雨滂沱，笼罩着莽莽苍苍的终南山诸峰。这铺天盖地的大雨，在惊雷的衬托下，更加气势夺人。第三、四句渐次而近：终南山的雷雨正向草堂汹涌逼来，东面白阁峰上的乌云，如万马奔驰，涌向那紫阁峰上的十万长松中，乌云与松林连成一片，激起满山的虎啸龙吟。开始这四句，雷鸣、雨下、云涌，写得层次分明，又错综交织，并且与终南山和白阁、紫阁诸峰相连，造成一种雄阔无比、笼罩宇宙的恢宏气势。
接着，诗人却就此陡顿，转换笔锋。“胜概纷满目，衡门趣弥浓”。是这首诗前后过渡的关键。前一句是对风雨雷电交织而成的雄壮景色的赞叹，而后一句于赞叹之中，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它表面是在进一步渲染草堂景色之胜，而实际上，是用“衡门”与帝都长安以及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衙署相比，京城和衙署尽管那般堂皇，但生活却是平庸枯燥的，比不上这简陋的草堂中瞬息万变、应接不暇的景色，和那游目骋怀、无拘无束的浓郁的情趣。这里已经委婉流露出了诗人追求新鲜活泼、自由无碍的生活的思想。
由这关键性的两句，引出了诗人的深深感慨。从“幸有数亩田”到末尾，以夹叙夹议的手法，抒发了自己对区区微官的不满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自己本有几亩薄田，可以像二仲那样过隐居的生活；也听过“达士”规劝之语，正与诗人心相通。却错误地做了个于世无补、于己不利的区区小官，现在因假而还归草堂，看到自己满身尘俗之气，无地自容啊。如今，钓竿疏远了，舂米的碓也无人操作，想起来惆怅不已，望着那日暮时渐尽的飞鸟，只听见南溪几声悠扬的疏钟。最后两句，诗人将无限怅惘之情，融进自然景物之中，结语微妙。白天四处觅食的鸟儿，随着暮色的降临，渐渐各自找到了归宿之所，而自己还滞留宦途，在异乡飘泊。那静夜里悠扬的钟声，是警醒诗人的“暮鼓晨钟”，好像是对诗人的召唤，但同时又像是轻轻的叹息。诗人用象征、映衬手法，将不尽之意隐含在最后两句。
不仅如此，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还形成了一种对比，隐含着诗人的深意。开始四句极写雷雨风云来势之猛，一派动荡之势，草堂似乎难以避免暴风雨的冲涮。接着，诗人虽然没有再交待风雨，但从最后两句“惆怅飞鸟尽，南溪闻夜钟”的暗示中可以看出，显然风雨往别处去了，并没有降临草堂。诗人这种章法，动荡与宁静的强烈对比，无疑地隐含着对人生变幻无常的感慨，与“早闻达士语，偶然心相通。误徇一微官，还山愧尘容”的出处无定的伤喟，正是统一的，两者交相映发，将这种迷惘而又感伤的情怀，表现得更为婉曲而又深沉。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保护生态的文章。文章强调利用开而大自然要顺时有度、适可而止。这样大自然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供给人类。绝对不可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无度、违时地开而。全文情节虽简，却极尽起伏变化之妙；事情虽小，却蕴含深刻的道理。
古往今来，为人臣子的为匡救君主过失，敢于冒犯君威直言劝谏者不乏其人，但像里革那样，对宣公夏滥泗渊的做法，直接采取“断罟”的行动针锋相对地加以否定的，却不多见。所幸的是他不但未遭到宣公的任何责难或处分，反而还受到了褒扬。这实在得归功于里革借古讽今来巧妙开导宣公的一番谏词。
这篇谏词的主要内容就是详细介绍了古人对捕鱼猎兽原则的规定，强调不管是捕捞还是狩猎都应取之有时，用之有度。或取或蓄，必须有利于“助宣气”“助生阜”“蓄功用”“蕃庶物”，因此要避开鸟兽、水禽的孕娠成长期，严格遵守相关原则，使它们能够生生不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所谓的托言古训，其实是直接指出宣公夏滥之非时，是贪得无厌的行为。古今鲜明的对比以及显而易见的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宣公听后深受启而，立刻觉醒认错，诚恳地接受了里革的意见。而良臣匡君，贤主纳谏，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值得注意的是，里革所论的“古之训”，比起后来孟子所讲的“数罟不入海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更显得完备而具体。里革可谓是古代中国那些最早注意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典型代表了。直到今天这些主张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古人对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视，以及那一整套传袭下来的规则，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光辉侧面，更值得今人借鉴。
此外，此篇的结尾也颇为巧妙，当写到宣公听了里革的话后，令人将断罟收藏起来作为鉴戒时，却冒出一个师存来锦上添花：“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如此一下子就把主题升华到了纳谏不如用贤上来，不能不说这是本文的另一大亮点。
而且这篇文章叙次井然，有宾有主，行文整饬中杂参差。极具错综变化之妙。又善用意外之笔，如开头写里革断罟，陡然惊人；当写到宣公诚恳纳谏时，又变惊为喜，颇带戏剧性。
《胡旋女》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从开头到“天子为之微启齿”，共十句。主要是描绘胡旋舞的主要特点，以及胡旋女在跳胡旋舞时出色的惊人技艺。作者调动夸张、比拟、想象、渲染等多种艺术手法来描绘胡旋女的舞蹈场面，从开始“弦鼓一声双袖举”，一直到结束“曲终再拜谢天子”。其中主要突出快速旋转这个胡旋舞的主要特征。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象雪花空中飘摇，象蓬草迎风飞舞，其旋转飞转的车轮和疾风还要快，而且飞快地来回的旋转根本不知疲倦，转啊转啊，“千匝万周无已时”。 有人将诗中形容胡旋舞舞动速度之快的“奔车轮缓旋风迟”，误解为在车轮上跳舞。从现存史料看，胡旋应是在地面上进行的，方能做到“疾如风焉”。
许多历史记载也多突出这点，如杜佑《通典》说胡旋舞 “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 《旧唐书·安禄山传》说 安禄山“作胡旋舞疾如风焉”。元稹的《胡旋女》描绘这一特点甚至比白居易《胡旋女》中更形象：“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她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此段的最
后一句“天子为之微启齿”是个过渡，由描绘胡旋舞的主要特点，以及胡旋女在跳胡旋舞时出色的惊人技艺过渡到批判君王对胡旋舞的沉溺，对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的宠爱，从而导致祸乱，唐帝国由盛转衰。
第二层从“胡旋女，出康居”到“死弃马嵬念更深”。主要写玄宗对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的宠爱，由此导致的安史之乱。先交代胡旋女是从西域的康国。说她们是被小国之君作为贡品献给大唐天子千里迢迢来到长安。然后，诗人笔锋一转，指出从康居来的胡旋女无法与中原的胡旋者“斗妙争能”。“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是说天宝末年社会风气逆转，百官和民间皆以学胡旋舞为时尚。“中有太真外禄山”以下八句则点出君主的喜爱是导致这种喜习胡风胡舞习尚的根源。特别点出玄宗宠爱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惑君心”是导致国家由治变乱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源。其中“死弃马嵬念更深”的“念更深”的含义更为深刻：它不仅暗示玄宗赐死杨贵妃是迫于无奈，也道出玄宗沉溺于歌舞的结局是既误国又害己。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对这“念更深”过形象的描述：“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即探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原因，批判当年曾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沉溺于胡旋舞导致安史之乱。
第三层，从“从兹地轴天维转”到结尾四句诗人认为，胡旋舞的盛行是“天宝季年时欲变”的征兆，因为它只能“迷君眼”、“惑君心”，使得唐王朝遭受了一次大劫难，“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接着，点破创作主旨，劝诫胡旋女不要只顾着跳舞；也来唱一唱我写的这首诗，给天子一些启示，让明君领悟这个历史教训。作者不直接劝诫宪宗，而是对胡旋女发话，这是一种婉曲的表达方式。比起元稹的《胡旋女》结尾直接谴责玄宗和直接告诫宪宗：“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表现手法要婉曲一些。
此诗头二句写初到柳州时的感受。“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这两句是总起，“不可亲”三字，深含感叹之情，很自然地开启下文。
中间四句接着写峒氓的生活、习俗。柳州峒氓，多住在山村，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盐，要到郡城集市去买，所以三、四两句接着描写他们赶集的情景：“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这两句是用倒置法，说峒氓们赶集买盐往返甚是辛苦。第五句“鹅毛御腊缝山罽”，写峒氓御寒之物，说在天气寒冷的腊月里，峒氓们用鹅毛制成的被子来抵御寒冷。下句接着写峒氓的迷信风俗。“鸡骨占年拜水神”。“鸡骨占年”，是峒氓的迷信风俗，以为占卜可以知道年景的好坏。“拜水神”，即向水神礼拜。峒氓们用鸡骨去占卜，问水神祈祷一年的好收成。以上四句描写了柳州峒氓的贫苦生活和迷信风俗，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最后两句抒写心意，表示愿意随俗。“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庄子·逍遥游》里说：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章甫这种礼帽，越国人断发文身，用不着这种礼帽。这里化用这个故事，表示愿意随俗。作者不乐意只在公庭上通过译员来和峒氓接触，而宁愿抛掉中原的士大夫服装，随峒氓的习俗，在身上也刺上花纹，学习他们的样子，与他们亲近。
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如实地描写出诗人和柳州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接近的情况。起初虽然感到“异服殊音不可亲”。最后却“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人自己本来不信神，而民间有迷信风俗，但他不肯疏远他们，而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表现出了入乡随俗的思想。对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地方官来讲，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这样，他在柳州刺史任上，施政能够从人民的生活实际出发，为他们兴利除弊，做了不少有利于民的好事，如减轻赋税，引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特别是想方设法赎回许多被典质的贫苦人民的子女，使他们从奴隶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因此作者任柳州刺史虽仅四年便病逝了，却一直深为柳州人民感激和怀念不已。至今柳州还有纪念他的“柳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