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
这是一首宣泄厌弃官场、决意归隐的词章。按理说四十多岁正是人生建功立业之心最盛，最能奋发作为之时，然而词的开首两句却说：“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这两句应题，大意是说，他已经不再心向国都，不再在意天下国家之事了，只流连于博山寺和它周围的山水，使得它都厌于逢迎我了。辛弃疾显然不是果真作如此想的。他不会真的已经忘情于山水游乐，把北复中原的大志抛诸脑后。下边“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两句，典出《庄子》，貌似超脱，要安于归隐平淡的生活，自得其乐，做不材之材以终其年。事实上，上片四句是怨辞反说，辛弃疾并非真正能安于闲适平淡的生活，置国家天下于不顾，只是当权者对他始终若即若离，不能真正信任，而主和派又百般猜忌，以致他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被闲置不用，素志不展。“材不材”，强调的是才。词人文武全才，不论在抗金战场，还是在文苑词坛，都如虎挪狮拏，龙腾象踏，但这样一位高才，却长期被废置闲居，报国无门。在这首词中，他字面上超然闲逸之词，实则包含着对当权者的激愤与积怨，只是不易察觉罢了。
下片表明自己不会改变本性去迁就别人，表现宁学躬耕者不屈其志而得真名的精神。过片起句表明心志：保持完我，不屈附公卿而求取声名。下一句说人生历尽世事，到头来还是要归于田园，躬耕田亩。词人南归以来，一直在地方官的任上转徙不停，一个“却”字，实又流露出对当政者的不满。最后两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意托于松竹花鸟，守君子之志的意向自不待言，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仕途人情的戒畏。松竹真朋友，花鸟好弟兄，只有他们不会让辛弃疾伤心失望。篇末承转，说明人世无君子可处，只好与松竹花鸟为友，无奈兼以自我开脱。
其一
《早秋》第一首的前六句，都是写早秋的景物。起句先从秋夜写起，在漫长的秋夜中，漂浮着一种清冷的气息。西风已经从翠绿的草地上兴起。
这两句诗，由感觉到视觉，由静而动，非常自然，而且寓情于景。表面看似乎诗人只是客观地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但如果我们联系宋玉《楚辞·九辩》中的“靓青秋之遥夜兮，心缭惋而有哀”句意，便不难理解诗人主观意识的作用。
这正如克罗齐在《美学)中所说：“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三、四句，作者选取残萤栖身于晶莹的露珠上，早飞的大雁拂过银河，这两个典型景象一动一静，一俯一仰，一远一近，互相对照，相映成趣，很自然地将时间由夜晚推到了黎明。而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拂晓来到，所看到的景物也更加清晰。五、六句写了高大的树木，显得更加茂密，远处的山岭，由于秋高气爽，天气晴好，看得更真切，显得也像更多了。以上六句诗，不仅时间顺序安排得井然有序，而且所选的景物，也都具有早秋特定时间里的典型物色，使我们有如看到一幅幅早秋的联环画。而诗中凄清，萧瑟的景物，又隐隐透露出诗人无奈的孤寂之情。
结尾二句是诗的点睛之笔。从淮南一片树叶的落下，而引发作者的身世之感，为自己要终老于雾霭苍茫的江边而哀伤。人们常说“一叶知秋”一片落叶不仅可以预示秋天的到来，同时也引发了作者的身世飘零，身不由己及仕途无路的感慨。作者从落叶联想到自己的终身将终老江边，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哀痛之情不言而喻。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前面凄清景物的描写，实际上都是为最后的感情抒发作铺垫。此外，本诗的最后一句，还为第二首诗预留了表现空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二
第二首，起句直抒胸臆，由台阶前的落叶引发出作者之悲，一个“悲”字为全诗奠定了感情基调。然而悲又从何而来呢?
三、四两句作了解说：随着时光的流逝，仕途渺茫，高官显爵已经没有希望了，而要想归隐成仙又可望而不可及。可见，一种对未来前途的失望甚至绝望的心情，始终困扰着作者。而这种感慨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出现，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魏晋时期的王粲在《登楼赋》中就曾发出“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的感慨；唐代的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甚至要大声呐喊：“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常常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打击，从而使他们感到前途未卜，世路艰难，对未来产生悲观失望情绪。
这种情绪自然在诗歌中反映出来，五、六句，引古人以自况，到了老年才理解汉代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贫病交加的艰难，穷困时更加体会到东方朔的苦辛。作者从自己的际遇，联想到古代著名人物司马相如和东方朔的坎坷遭遇，相比之下自己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遭受排挤和打击的现实。诗的最后从古人想到自己的未来，以反诘的语气作结。生公虽能令顽石点头，庄周虽能抛却尘世追求逍遥游，但哪一个才是自己的师法榜样呢?
这是作者在屡遭挫折，仕途无望的情况卜，表现出对目己禾采雨途的迷惘与困惑，想要归隐，而又不甘心终老江边，这种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矛盾，正是作者“悲”的缘由。
其三
第三首，开头两句，又以“悲”字领起。虽然蓟北南归的大雁离这里还很远，但身在淮南的作者，却已经感到悲伤。这里景情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矛盾和不协调，使人感到作者的“悲”好像是毫无来由。但接读下文我们就会明白，尽管雁犹远，但秋天的脚步却还是毫不客气地临近了。
三、四句景物描写，剩余的桃子间或掉到井里，秋天新开的菊花已渐渐地接近了篱笆。这里作者通过静中有动，以动衬静的表现方法，把环境写得非常空灵，寂静，正好衬托出作者孤寂无奈的心情。
秋天的来临，标志一年又将结束，而自己却仍然是仕途无望，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落得如此下场呢?难道是读书习剑两相耽误，如孟浩然《自洛之越》诗中所说：“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吗?思来想去，也难有一个完满的答案。最后只好暂且以琴和酒，聊以消遣自持，并且在西书房中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写下了咏贫的诗作。表现出一种类乎于“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王勃《滕王阁序》)的旷达态度，从而结束了全篇。
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