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在镇江金山的题作。诗以清新的语言,深沉的感情,将羁旅的愁苦,客子的孤独,乡梦的频繁,征衣的尘垢,艺术地表现了出来,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抒情手法上,既有直接表达,也有景物衬托。。
“扬子江头几问津,风波如旧客愁新。”一出,“客愁”两字已赫然在目。扬子江渡头,几回回经由,江上风波依旧,而旅入已添了新愁。
“西飞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铺衍旅人奔波愁劳之状。太阳天天东升,天天西落,自是无止无息,且不知起讫,然作者竟有“忙于我”之想,显是极无理之语,不过,由此无理语,其感叹自己天涯奔走、东西飘泊的情致,由浅转深。与此出句相对应,对句言向南蜿蜒伸展的青山显得格外清冷,不近人情,一点也不理解旅人客愁之深,反而像在冷冷地嘲笑人,实借青山的整暇和凝重,来反衬人因有所求而离乡背井、抛妻别离是多么的无谓。
想到这一层,作者不免有一种怅然和失落无所依的感觉,由此虽然刚从京师来,衣衫上还沾染着那里的灰尘,但故国之恩已频频入梦,搅得人无法安睡了。这里,“敝裘犹带帝京尘”一句,是用晋诗人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典,读者想及陆诗,当会对作者在京师的那番劳苦,有更深入的了解的。
“交游落落俱星散,吟对沙鸥一怆神。”承此意,由已及人,作者想到自己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也正和自己一样,天涯作客,四方糊口,山长水阔,欲再携手欢会、谈古论今而不可得,不由得神情悄怆,黯然至于悲怀难抑。“吟对沙鸥”可能是实景实写,即作者午夜梦回,辗转床铺,再难入睡,所以披农出户,江头散步,见鸥鸟而起意;也可能是虚景虚写,作者既不得安睡,于是重捻灯火,调弄笔墨,赋诗寄慨,也许他想到了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吟唱,借来入诗。人生本是尘世寄迹,居无定所也属当然,正像这高翔天地间的沙鸥,东止西橱,所以,“沙鸥”在此成了一科孤单飘泊、无所着落的象征。一经吟出,全诗的愁情愁绪,得以上升到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境界,读者的思绪,也由此脱开去,浮想联翩,去体会诗人的孤苦,寻觅自己的感怀。
反映羁旅行役之愁,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常见主题,自《诗经》开始,不绝于史籍。旅途的劳顿,寄居他乡的陌生感,以及无所归依的空寂无聊,很容易被诗人捕捉,并且,他们常将这种羁旅之孤单,上开为对整个人生孤独感的体验,由此,诗的内涵得到充实,诗的境界也变得阔大。作者的这首《渡江》,用素朴清老的语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体验。而对仗之工稳,措词之精警,更使此诗获得普遍的好评。
该诗回顾了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的经历,表现了他北归的兴奋之情,九死不悔的倨傲之心和坚强自信、旷达豪放的襟怀。全诗多次运用“比”的手法,韵味深远。
“参横斗转”,是夜间渡海时所见;“欲三更”,则是据此所作的判断。曹植《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这说明“参横斗转”,在中原是指天快黎明之时的景象。而在海南,则与此不同,王文诰指出:“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时,则参已早见矣。”这句诗写了景,更写了人。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过去了一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朗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难走。因此,这句诗调子明朗,可见当时诗人的心境。而在此之前,还是“苦雨终风”,一片漆黑。连绵不断的雨叫“苦雨”,大风叫“终风”。这一句紧承上句而来。诗人在“苦雨终风”的黑夜里不时仰首看天,终于看见了“参横斗转”,于是不胜惊喜地说:“苦雨终风也解晴。”
三、四两句,就“晴”字作进一步抒写。“云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风恬雨霁,星月交辉,“海色”也是“澄清”的。这两句,以“天容海色”对“云散月明”,仰观俯察,形象生动,连贯而下,灵动流走。而且还用了句内对:前句以“月明”对“云散”,后句以“海色”对“天容”。这四句诗,在结构方面又有共同点:短句分两节,先以四个字写客观景物,后以三个字表主观抒情或评论。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则力求洗练与深折。从这四句诗,既可看出苏轼诗的特点,也可看出宋代诗的特点。
三、四两句看似写景,而诗人意在抒情,抒情中又含议论。就客观景物说,雨止风息,云散月明,写景如绘。就主观情怀说,始而说“欲三更”,继而说“也解晴”;然后又发一问:“云散月明”,还有“谁点缀”呢?又意味深长地说:“天容海色”,本来是“澄清”的。而这些抒情或评论,都紧扣客观景物,贴切而自然。仅就这一点说,已经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好诗了。
然而上乘之作,还应有言外之意。三、四两句,写的是眼前景,语言明净,不会让读者直接觉得得用了典故。但仔细寻味,又“字字有来历”。《晋书·谢重传》载:谢重陪会稽王司马道子夜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参看《世说新语·言语》)“云散月明谁点缀”一句中的“点缀”一词,即来自谢重的议论和道子的戏语,而“天容海色本澄清”则与“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契合。这两句诗,境界开阔,意蕴深远,已经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启迪;再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就更能让人多一层联想。王文诰就说: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意思是:你们那些“居心不净”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云散明月”,还有谁“点缀”呢?“公自谓”,意思是:章惇之流“点缀”太空的“微云”既已散尽,天下终于“澄清”,强加于他的诬蔑之词也一扫而空。冤案一经昭雪,他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澄清”的本来面目。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用典贴切就可以丰富诗的内涵,提高语言的表现力。
五、六两句,转入写“海”。三、四句上下交错,合用一个典故;这两句则显得有变化。
“鲁叟”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所以陶渊明《饮酒诗》有“汲汲鲁中叟”之句,称他为鲁国的老头儿。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我的道在海内无法实行,坐上木筏子飘洋过海,也许能够实行吧!苏轼也提出过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屡受打击,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岛,“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尽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传播文化的工作;但作为“罪人”,是不可能谈得上“行道”的。此时渡海北归,回想多年来的苦难历程,就发出了“空余鲁叟乘桴意”的感慨。这句诗,用典相当灵活。它包含的意思是:在内地,他和孔子同样是“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却没去成;他虽然去了,并且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可是当他离开那儿渡海北归的时候,却并没有什么“行道”的实绩值得他自慰,只不过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还留在胸中罢了。这句诗,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故,因而寥寥数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发了复杂的情;而“乘桴”一词,又准确地表现了正在“渡海”的情景。“轩辕”即黄帝,黄帝奏乐,见《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苏轼用这个典,以黄帝奏咸池之乐形容大海波涛之声,与“乘桴”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说“如听轩辕奏乐声”,却说“粗识轩辕奏乐声”,就又使人联想到苏轼的种种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动。就是说:那“轩辕奏乐声”,他是领教过的;那“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他是亲身经历、领会很深的。“粗识”的“粗”,不过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口里说“粗识”,其实是“熟识”。
尾联推开一步,收束全诗。
“兹游”,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次出游”或“这番游历”,这首先是照应诗题,指代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仅指这次渡海,还推而广之,指自惠州贬儋县的全过程。1094年(绍圣元年),苏轼抵惠州贬所,不得签书公事。他从1097年(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与苏辙诀别、登舟渡海,到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在海南岛渡过了三个年头的流放生涯。这就是所谓“兹游”。下句的“兹游”与上句的“九死南荒”并不是互不相承的两个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兹游”之中。不过“兹游”的内容更大一些,它还包含此诗前六句所写的一切。
弄清了“兹游”的内容及其与“九死南荒”的关系,就可品出尾联的韵味。“九死”,多次死去的意思。“九死南荒”而“吾不恨”,是由于“兹游奇绝冠平生”,看到了海内看不到的“奇绝”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敌的迫害;他固然达观,但也不可能毫无恨意。因此,“吾不恨”毕竟是诗的语言,不宜呆看。这句既含蓄,又幽默,对政敌的调侃之意,也见于言外。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