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开篇突兀而起。紧扣题目,描写吞云楼的胜概。巍巍高楼,直耸云天,华美、壮观。第一句是作者站在远处仰望云端,直抒赞赏之情,是正面描写楼之高耸入云。第二句用对比手法,说吞云楼的雄姿胜概足以压倒武昌黄鹤山上的南楼。这个对比很巧妙,“南楼”是诗词中常提及的名胜,其中有一个著名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庾亮是东晋声名赫赫的人物,拥重兵镇武昌,号征西将军。李季允身份、职务与庾亮有某些相近,作者言吞云楼胜压南楼,言下有李季允胜过庾亮之意,这不免有些夸大,但是应酬之作中的常见现象。然而词人却不停留于一般的恭维,笔势出人意外地来了一个逆转:“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如此巍峨华美的楼,登临纵目,自然是赏心乐事;然而对李侍郎来说,重任在身,也没有观赏风景的闲情。李侍郎即使登楼,也是为了观察地形,然后独坐苦苦思索破敌大计,这又暗与当年庾亮登南楼的风流雅事对比,衬托出今日李侍郎的一片忧国忠心。
下面接着这层意思,进一步借楼写人。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位齐国乌有先生对楚国使者子虚夸说齐地广大,并形容道:“吞若云梦(楚地广阔的大泽)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在这首词中,戴复古更翻进一层说:“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登上这样的高楼,感到“胸吞云梦”,从这里北望中原,简直有气吞残虏(指金兵)的气概。从此句开始词的现实性逐渐显露出来,作者写此词决不仅仅是为了赞美它的雄伟或恭维楼的建造者,而是为了抒写登楼后“西北望神州”,胸中一腔收复失地的豪情。这里,作者巧妙地化用《子虚赋》语,点出“吞云”楼名的来源,同时也就写出它直入云霄的雄姿,更进一步传楼之神,楼之神即人之神,李侍郎及词人自己抗金的壮志亦可“吞云”。
词写到这里,已将“气吞残虏”的豪情抒写得淋漓尽致,突然文势作了一个大幅度的跌宕:“百载好机会,人事恨悠悠。”词作于1221年,渡江已近百年,终于有了与金作战接连获胜的大好形势,可谓“百年一机会”,可是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却不能抓住这个好机会,一举收复中原,眼见胜势渐去,英雄亦失去了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契机,所以词人不禁叹道:“人事恨悠悠”。
词的下片便是将景、情和历史陈迹融为一体,继续抒发“人事恨悠悠”的感慨。从吞云楼上放眼望去,江山胜迹,尽收眼底,望着远处的黄鹤楼想起唐诗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而归结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悲感。那白浪接天的江中有一片绿地,正是鹦鹉洲。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汉代文学家祢衡在此作出文采惊人的词赋,而有“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之叹息。古人的流风遗韵,依稀还在,却已不可追寻。再向那黄鹄山下看,那里添了新景。郁郁葱葱的杨柳生长在旌忠坊岳王祠畔,在那烟笼雾罩之中,深锁着他“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及忠而见杀的遗恨,当年抗金名将岳飞为了“收拾旧山河”,竟至饮恨惨死于投降派的屠刀之下这等悲壮的事,生出无限感慨。借岳飞抗金宏愿实现作者自己壮志未酬之愁。直至今日,中原仍在陷落中,活着的人何以慰忠魂。因此词人又调转笔来,寄厚望于李侍郎“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了。同时作者又感到收复中原这项事业的艰巨,心生凄怆。还是让我们来干一杯吧,如果没有酒来解忧,秋风起时,真要愁得双鬓都变白了。
全诗紧紧围绕“山雨”的题意,首联描写山中未雨之景,颔联写遇雨之景,颈联写雨中之景,尾联写雨后之景。全诗用笔细腻,景象逼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作者写途中遇雨,共分四层叙。雨前天气很好,一点也没有雨意。作者在山林中穿行,虽只戴短笠,还是被茂密的树枝挂缠和阻挠,他一路观山望景,兴致很好,只觉天气凉爽宜人,没有想到下雨。这一层说明,“山雨”之来,确乎是出人意料的。
山雨的到来,溪上云雾四起,渐渐连成一片,行人只觉山光物态的迷人,而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雨来的信号。要在别处,“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雨前的征兆十分显著,贵州山区却全然不同,云雾恰起,阵雨就来了。“溪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二句写出雨来迅疾,使人回不过神来。好奇之感,通过“忽来”、“不知”等词语,自然流露出来。
正因为出乎意料,作者事先没有准备雨具,只有一领遮头的短笠,衣襟不免要被打湿了。但反正遇上了,便“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看到雨中村边瓜豆蔓藤散乱纷披,作狼狈状,使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观望雨中景色,浑忘沾湿之苦。“马上衣襟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一个“也”字,从物我同情中得到几分慰藉,而一个“任”字则表现出雨中人的从容与泰然。
突然,雨脚为之一收,天就放晴了。这时比雨前的物象,又有一番清丽:云雾全失,峰峦尽出,斜阳相迎,虹霓随之,一片明朗璀璨景象。山雨虽然住了,但雨水化成无数山泉奔流下山,跳坡注涧,又作“万瀑齐飞”的壮丽景观。“新晴尽放峰峦出,万瀑齐飞又一奇。”是这首写景诗推出的新境界,作者情绪也为之一振。雨前的溪云四起是一奇;雨中的瓜豆离披是一奇;而雨后的万瀑映日是又一奇。
“溪云到处”——山雨之兆,“万瀑齐飞”——山雨所成,来龙去脉,皆扣题面。重心所在是写“山雨”,而非写雨霁。“山雨”非川原如烟之雨——后者是绝不可见“万瀑齐飞”之奇观的。本篇境界层出不穷,恰似张镃赞“诚斋体”所谓:“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及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携得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何绍基这首诗亦得诚斋体之精髓。
开头二句紧扣诗题,有愁苦万分,悲歌不已的意思。“破”、“断”二字,用得很奇特,但也都入情入理。古人有“长歌当哭”的话,长歌当哭,泪洒胸怀,久而久之,那衣襟自然会破烂。杜甫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的诗句,人到烦恼之至,无计可施的时候,常常会下意识地搔爬头皮,白发越搔越稀。这首诗的“断”可能就是由杜甫诗中的“短”生发出来的。
三、四句写进见“秦王”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内心更加郁闷,像是烈火中烧,炽热难熬。“秦王”当指唐宪宗。王琦说:“时天子居秦地,故以秦王为喻。”(《李长吉歌诗汇解》)李贺在世时,宪宗还能有所作为,曾采取削藩措施,重整朝政,史家有“中兴”之誉。李贺对这样的君主是寄托希望的。他在考进士受到排挤打击之后,幻想他能像马周受知于唐太宗那样,直接去见皇帝,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五、六句具体描述诗人苦闷的心情与清贫的生活,与开头二句相照应、相补充。“渴饮壶中酒”,渴是“内热”的表现,饮酒的目的在于平息内热、消愁解闷;“饥拔陇头粟”,为求见“秦王”不惜忍饥挨饿,靠从地里拔粟充饥。
七、八句写景。“凄凉四月阑,千里一时绿”,初夏已尽,盛夏来临,草木葱翠,生气勃勃,原是不会有凄凉之感的。然而“绿肥红瘦”,万花摇落,诗人又不禁为之唏嘘感叹。下面的“千里”句,故意用欢乐的色调映衬凄苦的情怀,颇有“春物与愁客,遇时各有违”(孟郊《春愁》)的意味,这样反复渲染,有一唱三叹之妙。诗人述怀从景物落笔,寄情于景,意味深长。
后六句采用借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表面上写景物,实际上写人事。“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夜间的峰峦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黝黑而高,竟把那明朗的月亮遮得无影无踪,让诗人感到纳闷。诗人沿着那崎岖的石径四处寻觅,忽而发现它在高峰之外。峰峦阻隔,高不可攀,心中异常痛苦,因而慷慨悲歌,鬓发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苍白,忧伤催人老。“夜峰”、“明月”等句喻意微婉。“明月”借喻唐宪宗,夜峰指代他身边的卿相们,意思是宪宗为一些大臣所包围,闭目塞聪,就像月亮为峰峦所阻隔,虽有明光,却不能下达。这些表明诗人深知当时朝廷的弊病,他想向宪宗陈述国事,以匡时救弊,然而“山”高“月”远,投告无门,只有暗自忧伤而已。
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评李贺的诗说:“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这首诗在立意和表现方法的运用上,都与《离骚》很相似。“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寄托遥深。诗人把自己的意志和情绪融化在生动的比喻和深邃的意境中,含蓄隽永,优美动人,颇得《离骚》的神髓。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