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维十九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题材取自陶渊明的叙事散文《桃花源记》。清代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曾说：“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也。”好的诗应当像醇酒，读后能令人陶醉。因此，要将散文的内容改用诗歌表现出来，决不仅仅是一个改变语言形式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艺术再创造。王维这首《桃源行》，正是由于成功地进行了这种艺术上的再创造，因而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得以与散文《桃花源记》并世流传。
《桃源行》所进行的艺术再创造，主要表现在开拓诗的意境；而这种诗的意境，又主要通过一幅幅形象的画面体现出来。
诗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渔舟逐水”的生动画面：远山近水，红树青溪，一叶渔舟，在夹岸的桃花林中悠悠行进。诗人用艳丽的色调，绘出了一派大好春光，为渔人“坐看红树”、“行尽青溪”作了铺陈。这里，绚烂的景色和盎然的意兴融成一片优美的诗的境界，而事件的开端也蕴含其中了。散文中所必不可少的交代：“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在诗中都成了酿“酒”的原材料，化为言外意、画外音，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体会了。在画面与画面之间，诗人巧妙地用一些概括性、过渡性的描叙，来牵引连结，并提供线索，引导着读者的想象，循着情节的发展向前推进。“山口”、“山开”两句，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通过概括描叙，使读者想象到渔人弃舟登岸、进入幽曲的山口蹑足潜行，到眼前豁然开朗、发现桃源的经过。这样，读者的想象便跟着进入了桃源，被自然地引向下一幅画面。这时，桃源的全景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远处高大的树木像是攒聚在蓝天白云里，近处满眼则是遍生于千家的繁花、茂竹。这两句，由远及近，云、树、花、竹，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面中，透出了和平、恬静的气氛和欣欣向荣的生机，让读者驰骋想象，去领悟、去意会，去思而得之，而所谓诗的韵致、“酒”的醇味，也就蕴含其中了。接着，读者又可以想象到，渔人一步步进入这幅图画，开始见到了其中的人物。“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写出了桃源中人发现外来客的惊奇和渔人乍见“居人”所感到服饰上的明显不同，隐括了散文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思。
中间十二句，是全诗的主要部分。“居人共住武陵源”，承上而来，另起一层意思，然后点明这是“物外起田园”。接着，便连续展现了桃源中一幅幅景物画面和生活画面。月光，松影，房栊沉寂，桃源之夜一片静谧；太阳，云彩，鸡鸣犬吠，桃源之晨一片喧闹。两幅画面，各具情趣。夜景全是静物，晨景全取动态，充满着诗情画意，表现出王维独特的艺术风格。渔人，这位不速之客的闯入，使桃源中人感到意外。“惊闻”二句也是一幅形象的画面，不过画的不是景物而是人物。“惊”、“争”、“集”、“竞”、“问”等一连串动词，把人们的神色动态和感情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表现出桃源中人淳朴、热情的性格和对故土的关心。“平明”二句进一步描写桃源的环境和生活之美好。“扫花开”、“乘水入”，紧扣住了桃花源景色的特点。“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两句叙事，追述了桃源的来历；“峡里谁知有人事，世间遥望空云山”，在叙事中夹入情韵悠长的咏叹，文势活跃多姿。
最后一层，诗的节奏加快。作者紧紧扣住人物的心理活动，将渔人离开桃源、怀念桃源、再寻桃源以及峰壑变幻、遍寻不得、怅惘无限这许多内容，一口气抒写下来，情、景、事在这里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不疑”六句，在叙述过程中，对渔人轻易离开“灵境”流露了惋惜之意，对云山路杳的“仙源”则充满了向往之情。然而，时过境迁，旧地难寻，桃源已不知在何处了。这时，只剩下了一片迷惘。最后四句，作为全诗的尾声，与开头遥相照应。开头是无意迷路而偶从迷中得之，结尾则是有意不迷而反从迷中失之，令读者感喟不已。“春来遍是桃花水”，诗笔飘忽，意境迷茫，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将这首《桃源行》诗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作比较，可以说二者都很出色，各有特点。散文长于叙事，讲究文理文气，故事有头有尾，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交代得具体清楚。而这些，在诗中都没有具体写到，却又使人可以从诗的意境中想象到。诗中展现的是一个个画面，造成诗的意境，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去想象、玩味那画面以外的东西，并从中获得一种美的感受。这就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原因。
王维这首诗中把桃源说成“灵境”、“仙源”，现代的人多有非议。其实，诗中的“灵境”，也有云、树、花、竹、鸡犬、房舍以及闾巷、田园，桃源中人也照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处处洋溢着人间田园生活的气息。它反映了王维青年时代美好的生活理想，其主题思想，与散文《桃花源记》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首诗通过形象的画面来开拓诗境，可以说，是王维“诗中有画”的特色在早年作品中的反映。此外，全诗三十二句，四句或六句一换韵，平仄相间，转换有致。诗的笔力舒健，从容雅致，游刃有余，颇为后人称道。清代王士禛说：“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王维）、韩退之（韩愈）、王介甫（王安石）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池北偶谈》）这“多少自在”四字，便是极高的评价。翁方纲也极口推崇说，这首诗“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石洲诗话》）这正是结论性的评价。
《可叹》，其实是一首写人的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是和杜甫同时代的诗人王季友，《全唐诗》中这样介绍他：“王季友，河南人。家贫卖履，博极群书。豫章太守李勉引为宾客，甚敬之，杜甫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也。”王季友年轻时家贫，以卖草鞋为生，出生富家的妻子柳氏嫌弃他，离家出走。王季友在贫困孤苦中发奋攻读，后来考上状元，成为一代名流，离弃他的柳氏后来又回到他身边。这样跌宕起落的人生，使杜甫大为感叹。《可叹》一诗中，对王季友的故事作了生动描述。
这首乡情词，描写的农村是一片升平气象，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有酒有肉，丰衣足食，太理想化了。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江南广大农村局部的安宁是有的，但也很难设想，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很幸福、愉快。当然，这不是说辛弃疾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因为他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很少，所以大大限制了他的眼界，对生活的认识不免受到局限。
上阕写闲居带湖的满足及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烘托静谧和谐的氛围。“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云雾缭绕，笼罩着生长茂盛、郁郁葱葱的松、竹，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和谐，所以说“从今万事足”。上句写景，说山园的松竹高大，和天上的白云相连，饱含着赞赏之情，使人想到的是林木葱笼，环境清幽，准确地把握住了隐居的特色。如果舍此而去描绘楼台亭阁的宏丽，那就不足以显示是隐居了，而会变为庸俗的富家翁的自夸。下句抒情，表现与世无争的知足思想。这一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的。《老子》一书中，即从正面教诲人说“知足者富”，“知足不辱”，又从反面告诫人说“祸莫大于不知足”。作者这一思想，虽然是消极的，但是比那些勾心斗角、贪得无厌之徒的肮脏意识却高尚得多。这两句领起全篇，确定了全篇的基调。一“足”字，表达了词人对居住环境、生活的满足。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是对“万事足”的补充说明，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甜美温馨。从一个侧面来写生活上的“足”。上句说同邻里的关系融洽，共同分享欢乐。“拄杖”，表明年老。估计词人这时，已是年过半百。“分社肉”，是当时仍存的古风，每当春社日和秋社日，四邻相聚，屠宰牲口以祭社神，然后分享祭社神的肉。据下文，这里所说的应是秋社分肉。下句说山园富有。李白《南陵叙别》有句云：“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麦秋正肥。”如此说富有，意近夸而不俗。因为饮酒是高人雅士的嗜好，所以新分到了社肉，又恰逢白酒刚刚酿成，岂不正好惬意地一醉方休吗？读了这两句，不禁使人想起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下阕摄取一个情趣盎然的生活镜头直接入词，更使此词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东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这既有很强的情节性，又具强烈的行动性、连续性。可以设想，如果画家把这场面稍事勾勒、着色，就是一幅生气勃勃的农村风俗画；如果作家用散文把这场面和人物的活动记下来，又可成功为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小品。只是平常的几句话却具绘画的立体美，又具散文的情节美，稼轩运用语言文字功力娴熟，由此也可见一斑。下阕“书所见”，表现闲适的心情。“东风犁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藉“东风”点明时间是在秋天。“犁枣山园”，展现出庄园内的犁树和枣树上果实累累的景象，透露出词人对丰收的喜悦之情。“儿童偷把长竿”，是词人所见的一个场面，甚似特写镜头：一群儿童，正手握长长的竹竿在偷着扑打犁、枣。“偷”字极有趣味，使人仿佛看到了这群馋嘴的儿童，一边扑打着犁、枣，一边东张东望地提防随时准备拔腿逃跑。一个“偷”字，写出了贪嘴孩子的天真童趣和心虚胆怯、唯恐被人发现的神情。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反映词人对偷梨、枣的儿童们的保护、欣赏的态度。这两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又呈吴郎》的“堂前扑枣任东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都是对扑打者采取保护的、关心的态度，不让他人干扰。然而两者却又有不同：杜甫是推已及人，出于对这“无食无儿一妇人”的同情。作者是在“万事人今足”的心态下，觉得这群顽皮的儿童有趣，要留着“老夫静处闲看”；杜甫表现出的是一颗善良的“仁”心，语言深沉，作者表现出的是一片万事足后的“闲”情，笔调轻快。一“闲”字，是指在“万事从今足”的心态下，作者觉得“偷梨枣”的儿童顽皮、有趣，展现出作者的悠闲；轻快笔调之中，透露出对当前生活的喜悦之情。一个“看”字，既有观看之意，又有看护之意，表现了诗人对“偷”梨和枣的儿童欣赏、爱护之情。
陆游乡居时曾说“身闲诗简淡”。作者的这首词，也是因“身闲”而“简淡”的。它通篇无奇字，无丽句，不用典故，不雕琢，如同家常语一样，而将主人公形象的神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实在耐人寻味，这也正是它“简淡”的妙处。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文章开门见山，既和小序内容相呼应，又点明主旨，迅速入题。“余有行于京洛兮”，点明此行所赴之地；“遘淫雨之经时”至“乘马蹯而不进兮”几句，说明途中遭遇的阴暗艰难的自然环境；“心郁悒而愤思”，说明作者在此行中凄楚沉郁、悲怆愤慨的心情； “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说明该文借古喻今、借他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的抒情特色：首段统领全文，自然引出下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从陈留到偃师，所经之处历史遗迹甚多，心怀忧愤的作者触目伤情、追古述今，把自己对东汉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悲愤全部寄寓在对历史的回顾与陈述中。作者所列举的史实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君臣关系。其中多是臣下叛逆君主，实际上，作者意在影射东汉时期宦官专权、矛盾尖锐的黑暗政治现状。
行至大梁，作者想起战国时信陵君为窃取虎符搬兵救赵国，贸然派朱亥杀掉魏国名将晋鄙的史实，讥笑信陵君的鲁莽，也为晋鄙的无辜牺牲感到悲哀；到大牟，回忆起晋国大夫赵简子手下的佛肸据中牟反叛赵氏一事，而同为中牟人的宁越经过十五载苦学，最终成了周威王的老师；迄管邑，鞭挞管叔和蔡叔制造流言、诬蔑周公、勾结武庚、进行叛乱的无耻行径。
当然，作者也对历史上的明君明臣进行肯定和赞扬。到洛汭时，想起历经千难万险、为救生民于水患之中的夏禹，不禁衷心歌颂；到荥阳时，想到为整体胜利而慷慨献身的纪信，愿怀着敬意去凭吊：作者虽未作评，但其对倒行逆施、祸国殃民者的谴责，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鞭笞，已经在字里行间明显地表现出来。
作者行到洛水与黄河汇合之处，想起继承父亲夏启为帝的太康，他放纵田猎，荒淫无道，不顾民生，最终被后羿驱逐出国，死于异域。作者发出“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的感叹，为太康的执迷不悟而深感痛心，为五子的殷切劝告而深表同情，委婉地寄寓了但愿当朝皇帝保持清醒头脑、反省自身、虚心纳谏的殷切希望。
当作者走到坛坎时，回顾了姬带在周惠王纵容下祸国殃民的史实。“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既对惠王纵子作恶感到痛心，又对襄王怀有无限的同情： “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既对红颜祸水的姬带发出无限愤恨，又对百姓深受灾难而满怀伤感。行至巩县，作者无情控诉了周王二子为争权夺利而发动叛乱的行为，表达了对子朝和其父周景王的不满，抒发了“哀衰周之多故”的喟叹。
从陈留到偃师，作者概括地反映了汉桓帝时期黑暗社会现实。“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权贵豪门争权夺利，贪赃枉法，令人愤慨；“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洷。消嘉榖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权贵的生活穷奢极侈，而人民生活竟比权贵养的禽兽都不如，贫富对立极其尖锐，令人不忍卒读。
作者还由争权夺利、贫富对立的表象，看到了当时朝廷昏暗不明、世风口益败坏的深刻本质“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驳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人。”对阿映奉承的小人，朝廷竟然加以恩宠、庇护，而对忠诚敢谏的直臣，却苛刻、冷酷德才兼备之十既被放逐，正义当然无法伸张，世风必然日益败坏：“唐虞渺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歰。”
想到惨痛的历史教训，看到衰败的社会现实，忧围忱民的作者已经身心疲惫，而曲折颠簸、阴暗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加重了他心中的抑郁之气 “寻修轨以增举兮”和“玄云黯以凝结兮”两个自然段，作者细致地描写了自然环境的艰难，雨急风狂、道路泥泞、危岩险山林立，荆棘丛生，这一切进一步为上文描写的衰败社会渲染了阴忧暗淡的色调和凄怆悲凉的气氛，也象征朝廷的腐败与仕途的险恶。
文章中国衰民闲的社会现实、惊悚恶劣的自然景色不断交错，准确揭示了汉桓帝时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现实本质，展现了当时危机四伏的局面，表达了作者震荡不平的激愤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该文借昏君庸臣之古，喻宦官号权之今；借社会自然之景，抒悲慨怨愤之情、感情由弱到强，语气由平和到沉痛，时空推移和感情的强化融为一体，行文中虽蕴有刚劲之志，但更多的是悲凉之感，虽不乏执著之意，但更多的是忧郁之情，以抒情主体为中心深化了天下治乱的深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