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四句忆昔，叙述绿珠初进石家并倍受石崇的怜爱；次四句指出绿珠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最后四句，紧承前诗，叙写绿珠的惨死，语言中充满悲愤。全诗虽咏绿珠，实则借以抒发诗人对其侍婢窈娘的爱恋和对武承嗣的怨愤。诗分三节，每四句一节，意随韵转，语调慷慨激昂，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四句叙述绿珠入金谷园，得到石崇宠爱的情事。像石崇这样的巨富，出于对声伎的爱好，“明珠十斛买娉婷”本是常事；但在这里，着意表现的并非其一掷千金的豪举，而是石崇对自己的重视和赏爱。
“此日”二句，将一个普通下层歌女的可娉可爱，由外表到内心，都加以生动展现。这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女双方对爱情遇合的热烈感情。复沓的句式加强了感情的表达。君怜我而我亦感君，正是日后以身相殉的感情基础。
中间四句叙写权豪势力横加压迫，强取豪夺。先说石崇对自己闺中的声伎并不秘藏，常将歌妓舞女的才艺展示给外人观赏。而这，正成了致祸的直接根由，招致了“骄矜势力”的横加干求索要。这里用“意气雄豪”“骄矜势力”“非分理”“横相干”等一系列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揭示出权豪势力的骄矜自得、专横无理、气焰熏天的丑恶凶暴面目。表面上指孙秀，实际上指当权的武承嗣，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怨愤之情。
最后四句，写绿珠不忍辞石崇而去，决心以身相殉。 两用“君”字，如面对石崇哀愤呼告。接着用“终不忍”一笔兜转，展示出内心万难割舍的深情。尽管不忍离去，却又无法违抗，只能空自掩面饮泣，泪湿铅粉而已。去既不忍，留亦无法，只有以身相殉。
末二句是绿珠坠楼前的内心独白，是誓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的宣示。“百年离别”，即使最相爱的情侣之间，也终有离别之时，但这离别却因横暴势力的“相干”不得不“在高楼”演出这极惨烈的一幕，却是惊心动魄的悲剧。既然不能百年相守，只能“一旦红颜为君尽”，用死来表明对所爱者的忠贞，对横暴势力的反抗了。“百年”与“一旦”鲜明对照，将誓死相殉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个结尾，是全诗感情的结穴和高度凝聚，沉痛愤激，直截决绝。
这篇墓志铭作者选取了妻子王弗的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王弗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作者的忠告、帮助；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尤应保持警觉：一类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一类是对结交过于轻率者；表现了妻子王弗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过人。此文于记事中寄托情思，记事简洁而感情深挚，文章所记之事不过二三，但一个贤明妻子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之葬的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从第二段开始简介王氏生平，这也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名为苏迈。
文中选取了王氏生前的几桩日常小事，来反映王氏的为人。她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公婆“皆以谨肃闻”；陪伴丈夫在任上，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氏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
文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王氏“从轼官于凤翔”的往事。这可以说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远行，独自带着娇妻幼子前往凤翔赴任。初涉官场，不知深浅，加上离家千里。苏轼曾经多次思念家乡以至于茶饭不思。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也没有兄弟陪伴，只有王氏一人默默相伴，从此，两人就风雨同行，在宦海沉浮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其姑之侧”的理由，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讲述了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王氏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的一生恪尽妇道的美德。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全文仅四百余字，却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的生平，充分表达了苏轼和王弗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
酺指的是百姓聚集在一起饮宴。古时国家有“吉庆”事，允许百姓聚饮。其中一首《大酺》作于公元689年（永昌元年），因武则天选择正月庆祝自己加尊号“圣母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日。”（《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杜审言的诗从正面赞颂武则天的功德。
而这首《大酺》诗，大概作于公元690年（天授元年）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因此诗里有“火德云官”之称。因为以五行相推武周是火德。这首《大酺》诗写得别开生面，突出表现民间的欢娱，那热闹的场面如同庆丰收或过传统的盛大节日一样，传达了诗人与民同乐的情绪。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是禁止百姓聚饮的，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唐亦有类似规定。百姓平时难得有欢聚开怀畅饮的机会，所以“大酺”时民情振奋，钟鼓齐鸣，欢声雷动。从诗中表现出百姓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反映了当时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
这首诗发端别致，起句七个字连举三个地名，毗陵、震泽、九州，而最后以一“通”字，把它们的关系明确固定下来，构成一个恢宏辽阔的意境。毗陵代指诗人当时任职的江阴县，江阴为晋陵郡所属，毗陵为晋陵古名。诗歌常用古名，以求典雅不俗。同理用震泽不用太湖。“毗陵”、“震泽”除声音响亮、声调和谐外，还给人以丰富的意象。这句诗，从内容上看就是江阴通太湖达全国，但这句诗还为全诗布置一个旷大的背景，以利于感情的铺陈。诗题为“大酺”，不便从小县写起，因此诗人从大处落笔，以毗陵、震泽通天下包举全国。次句接以“士女欢娱万国同”，指男男女女饮酒作乐，欢度这普天同庆的日子。
颔联具体叙述“士女欢娱”的景象。诗中只选择了“伐鼓撞钟”的场面，并以“惊海上”的夸张表现了庆祝活动声势的浩大。又以“新万袨服”光彩“照江东”来渲染庆祝场面的热烈壮观。清《石园诗话》认为这联诗与“啼鸟惊残梦，飞花搅独愁”，“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等均为审言名句。
颈联“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写景兼抒情。梅花飘落，柳叶新发，正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季节。皑皑“白雪”，阵阵冷香，青青柔条，丝丝暖馨，形成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春，即使万象更新又给人以希望。柳遇好风，比喻民逢明君，暗寓皇恩浩荡如春风。
尾联以赞颂和祈愿作结。“火德云官逢道泰”，是写武则天顺民意得大道，文武群臣时运亨通。“天长日久属年丰”，承上句意，为百姓祈福，但愿国家长存，年年岁岁五谷丰登。诗以民情开始，又以写民愿作结。首尾相应，自然浑成。
杜审言这首《大酺》正如胡应麟所评说的“极高华雄整”。若就其所要表现的《大酺》主题来说，其形式是精美得当的，而且内容和形式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气象博大，给读者以高华雄整的美感。这虽然与造意取词、取象设色有关，但更主要的在于诗人的心胸和气质以及艺术修养等。
刘季孙曾在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担任酒务，专门管辖制酒和酒业税收。他是一个很孤独高傲，并淡泊名利的人。作为管税收的官员，在那时应该是个肥缺，但是诗中则明确指出诗人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一种为官清廉的承诺。
燕子呢喃是轻细悦耳的，一个心里没事的人不会被打扰。诗的字面意思翻成现在的话是想要听懂燕子的话而不被理解，而这仅仅是字面意思而已。即便是现在去和别人讨论燕子说的话，那也有人会觉得奇怪。而找不到知心的朋友，不被人理解，百般无聊的诗中人只好一个人携酒游芝山，消遣去了。不是前呼后拥，而是一个人拄上拐杖，仅带着美酒就去了。这就是诗人在表示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或者说他的品格和道德观。
《石林诗话》中曾记载：王安石为江东提举刑狱时，巡查到此处，将要评估刘季孙的工作成绩。来到厅前，见屏风上题着这首诗。读罢大声称赞，一问左右，说是刘季孙所写，于是召他来谈诗论文，酒务方面的情况倒一句没提。等王安石回到旅驿，有不少此地的学子聚在门前，请求派一个主管教育的官，王安石马上就点刘季孙来主持。一时传为佳话。《千家诗》的注解里特别有这样一段话：难怪当年王安石作江东提刑时，巡查酒务到饶州，看到刘季孙厅屏上的这首诗后，就不再问酒务一事了。
刘季孙是北宋大将刘平之后，性格豪迈，文武全才，却出任小小的一介酒务俗吏，实在有点太委屈他。不过，刘季孙的诗却读不出筋骨尽露的浅躁之气，不是那种哭哭啼啼或跳脚大骂的风格，而是襟抱开阔，气度雍然。宋人很推崇这种气度，不喜欢罗隐那样尖锐直切的。正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说：“其未流甚者，叫躁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这也是王安石读懂了诗中的喻意后，对他极为推许的原因。
抛开诗人的这种气度不讲，仅仅从诗歌条理来看，这诗中的人看似悠闲恬淡，其实还很寂寞，“说与旁人浑不解”一句，似乎透出有种郁郁不得志的抱怨，那么“杖藜携酒看芝山”就是对这种心情的解脱，虽然有些自嘲的意思，但也不失为洒脱。这种成熟的人生观，现在的读者读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