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之咏，篇数很多，古往今来，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与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声情舒缓平和，如行云流水，表现了作者的如野鹤闲云，与世无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声情孤傲冷峻，表现了作者的愤世嫉俗。然而“出世”也罢，“入世”也罢，他们笔下的“渔父”都是自我形象的外在表现，这一点是共同的。
起句“海滨蓑笠叟”五字，点出地点和人物。
“驼背曲，鹤形臞”二句承上，以三字短联具体刻画出“渔父”形象：其背既曲如驼，其躯又瘦似鹤。活脱脱地表现出一干瘪老儿，颇有调侃的意味。接着，词人又郑重其辞地宣布道：“定不是凡人，——古来贤哲，多隐于渔！”“任公子，龙伯氏，思量来岛大上钩鱼；又说巨吞饵，牵翻员峤方壶。”任公子是什么人呢？先秦寓言中之钓于海者也。据说他特制一竿大钓长绳，以五十头牛为饵，踞坐会稽山顶，投竿东海水中，钓得大鱼，切片晒干，令那浙江以东、苍梧（山名，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以北广大地区的居民吃了个够。
龙伯氏又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古代神话中之钓于海者也。相传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处有五座神山，曰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浮于海面，随潮水动荡不已。天帝恐其漂往西极，使岛上群仙流离失所，就命令十五头巨轮番负载之。不料龙伯国有巨人一钩连钓六而去，以致岱舆、员峤二山竟沉入海底。常言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这老儿若非任公子、龙伯氏一流人物，又岂敢到海边来看上了如海岛大的鱼要它上钩？——以此知其“定不是凡人”也。这段词写得似庄似谑，能令人肃然起敬，能令公莞尔一笑，精采之至。
上阕已揭出“古之贤哲，多隐于渔”的命题，而历史上第一个以渔隐名世的贤哲，非西周那位“直钩钓国”的姜太公莫属，故拈出他来作为典型。“磻溪老子雪眉须，肘后有丹书。”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源出南山兹谷，北流入渭水，相传是姜太公当年垂钓之处。肘后，是随身的意思。古人随身携带书籍，每悬于肘后，故云。丹书，即古史传说中之“天书”，字色赤红，故名。这二句说太公垂钓磻溪之时，年虽老迈，须眉皆白，却熟谙上古帝王之道，有王佐之术。“被西伯载归，营丘茅土，牧野檀车。”西伯，即周文王。文王出猎，偶遇太公垂钓于渭北，交谈之下，大为敬服，遂“载与俱归”，立为国师。文王死后，太公辅佐武王，誓师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讨伐纣王，灭商建周，以开国之功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市北）。三句高度概括了太公一生之出处大节：遭遇文王、伐纣、受封。按太公负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勋，位极人臣，名垂青史，其事迹代表着旧时代知识分子个人价值最完满的实现；这种实现固有赖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但也离不开文王对他的赏识与重用。“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即此之谓也。因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姜太公的身上，积淀了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士子们主客观双向之梦想与追求。由此，读者不难感受到，词中所幻想出的这个海滨钓叟无非是历代寒士们的化身，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被封建帝王慧眼识英雄，以至飞荡腾达，为王者师，为王者友。但无情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因此，作者一声断喝：醒来吧、小心“钓竿拂着珊瑚。”似这等好事，世上已很久不曾有过了，请问您还呆坐在长满苔藓之石矶上等候谁哩？只怕等到瞌睡虫上来，连手中渔竿也拿不稳了，看扫着海里的珊瑚礁罢！写着写着，上阕幽默之风又重现了。
此篇的命意，由于作者以“渔父词”题篇，词中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嘲弄一位妄想做姜太公第二的海滨钓叟，粗读之下，很容易使人得出其讽刺对象即为此渔翁所代表的怀才不遇人物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中错觉。其实，“世间久无是事”即点明，它的矛头，分明是冲着当代乃至前世不知多少代以来一切高高在上、不思求贤的封建统治者们来的。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一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内容，滑稽家之辞不同于寻常打油之辞，于此词可知。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
这是一首单相思的词，唐诗宋词中思春、渴慕、怀人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明写或暗示男女二人曾经心心相映，正处于或者曾经有过一段共处的美好时光，此词却迥然不同，完全不提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有意无意地暗示，词中主人公本是单相思，一副少年怀春的徘徊、惆怅之态。词的开篇先写景，并以景物来点明季节性，更以季节性来引出内心情感，从飞絮、开花可知，此为春深之时，暗示此为思春、怀春的季节。写完树木以后，似有意，似无意，加上一句“树底人家朱户”，自己所渴慕之人便在此宅之中，但是并不明写“朱户”即红漆大门。
上阕写春日美景。在古代，原木只有王侯功臣才能受赐门涂红漆，但随着礼法的废弛，普通官宦大户也均可照此办理了。词人爱慕上了这街南树下某大宅中的女子，面对大户人家不敢造次，心情亢奋、激动，而又紧张、忐忑，一片少年心绪不敢明言，只能先说树，再说树下人家，却始终不敢吐露所恋慕的对象究竟是谁。于是他“北楼闲上，疏帘高卷，直见街南树”，“闲”字本意为闲暇，指无目的地随意为之，但词人之上北楼，绝对是有明确目的的，是为了能够看到所恋慕女子的身影，但因为紧张和羞涩，所以故作闲暇状，假装是无事登楼，卷起竹帘来随意眺望，所见的，也不过绿树而已。假装登楼望树，其实是想见所恋慕的女子，希望她能够走出朱漆大门，她袅娜的身影可以再次落入自己眼中。可惜等了很久，却始终未能如愿——“阑干倚尽犹慵去”，每一寸栏杆几乎都靠遍了，还是见不到她，对爱的人，想要离去却不甘心。
下阕表达物是人非的怀旧之情和万般感慨。“慵”字本意为懒散，“慵去”就是懒得离开，其用意也和上阕的“闲”字相同，假装只是犯懒而不曾离去，其实是夙愿难偿而根本不忍离去。词人就这么等了一天又一天，从白天等到黄昏，又从春深等到春尽，“黄昏雨”既表时辰，也表季节，所谓“雨轻风色暴，梅子青时节”，一转眼夏季即将到来了。始终望不见心爱之人的身影，词人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干脆出门上马，在街上游荡，希望能得到“偶遇”的机会。“晚春盘马踏青苔”，“盘”字用得佳妙，表示词人骑着马只是原地转圈，并非真的要出门办事，同时也体现出忐忑、徘徊的惆怅心态，又等了很长时间，仍然未能如愿，他干脆连马都不“盘”了，而改之为“驻”，也即停在原地不动——“曾傍绿阴深驻”。然而他最终如愿了吗，却只见“落花犹在，香屏空掩”，人去楼空，仿佛唐代崔护之涛：“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也正如崔护此诗前面所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词人与所恋慕的女子，应该也就这般地见过一两面吧，全词中并没有丝毫透露是否更有深交，而完全是单方面的思恋。
此篇以三幅不同的景象，将词人对佳人的眷恋之情缓缓引出。词人没有直言相思、孤寂、幽怨，只用清新的词汇叙述着他记忆中的点点滴滴，感情含蓄而浓烈。
此诗共二章，每章九句。前后两章共用了四个比喻，语言也相似，只是押韵不同。关于诗的主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认为是“诲（周）宣王也”，郑笺补充说：“诲，教也，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举例证明鲁诗、齐诗、韩诗都与毛诗观点一致。到了宋代朱熹《诗集传》则说：“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辞也。”认为这是一篇意在劝人为善的作品。今人程俊英在《诗经译注》祖毛、郑旧说而加以发展，说：“这是一首通篇用借喻的手法，抒发招致人才为国所用的主张的诗，亦可称为‘招隐诗’。”这种说法较易为今人所理解。
先谈朱熹的说法。他分析第一章说：“盖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揜（掩）也；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园有树檀，而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也；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他将诗中四个比喻，概括为四种思想：即诚、理、爱、憎。并认为从这四者引申出去，可以作为“天下之理”——即普遍真理。他的说法看起来很辩证，都是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而且兼顾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然而他却是用程朱理学来说诗，这一点从他对第二章的解释中看得更加清楚。
《诗集传》释第二章结句引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理成焉。”程子说诗与朱子说诗，如出一辙，皆为引申之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字面而言，就是另一座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磨制玉器，今人也常常引以为喻。然而是否为诗的本义呢，似乎很难说。
再谈今人程俊英关于此诗的解释。程先生在《诗经译注》中说：“诗中以鹤比隐居的贤人。”“诗人以鱼在渊在渚，比贤人隐居或出仕。”“园，花园。隐喻国家。”“树檀，檀树，比贤人。”“萚，枯落的枝叶，比小人。”“它山之石，指别国的贤人。”“毛传：‘榖，恶木也。’喻小人。”她从“招隐诗”这一主题出发，将诗中所有比喻都一一与人事挂钩，虽不无牵强附会，倒也自成一说。
其实，就诗论诗，不妨认为这是一首即景抒情小诗。在广袤的荒野里，诗人听到鹤鸣之声，震动四野，高入云霄；然后看到游鱼一会儿潜入深渊，一会儿又跃上滩头。再向前看，只见一座园林，长着高大的檀树，檀树之下，堆着一层枯枝败叶。园林近旁，又有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峰，诗人因而想到这山上的石头，可以取作磨砺玉器的工具。诗中从听觉写到视觉，写到心中所感所思，一条意脉贯串全篇，结构十分完整，从而形成一幅远古诗人漫游荒野的图画。这幅图画中有色有声，有情有景，因而也充满了诗意，读之不免令人产生思古之幽情。如此读诗，读者便会受到诗的艺术感染，产生无穷兴趣。若刻意求深，强作解人，未免有高深莫测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