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诗,前两句写“访”。诗说一条小路,沿着山崖,靠着青翠的山壁,直通向山的深处,山中寒云缭绕着山泉危石。诗极力铺写了隐者所居之地的环境,通过这幽深静阒的环境,突出隐居在这里的人的避世脱俗、高蹈绝尘的襟怀,未写人而人已呼之欲出。第一句的诗眼“踏”字下得很切,呼应诗题“访”字,使山景是作为诗人在来访途中所见,山路与山坳的两组景色也分出了先后层次,益显得山高幽深。如改成“近”、“贴”等类词,便成了单纯写景,跌入下乘。第二句的“抱”字,形象地刻绘出泉水蜿蜒、山石清秀、云气缭绕的景况,很见锤炼之工。
三、四句写隐者喝着自酿的酒,颓然醉倒,足不出户,门外落红满地,无人洒扫。这两句不直说隐者之高,只是通过他疏懒闲适、脱略形骸的生活,表现他与世无争、万事不关心的淡泊情怀,与宋邵雍《安乐窝》绝句中的后两句“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极为相近。诗即事达情,与上两句的景物描写合成一个整体,由此表达自己对隐者的崇敬。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出仕与归隐是一对矛盾。由于自身的抱负与向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促使诗人们转而赞美自然,赞美返回自然的隐士。自从陶渊明热衷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生活以来,不少诗人讴歌无忧无虑、沉湎自然的生活,要“独无外物牵,道此幽居情”(韦应物《幽居》)。发展到最后,把疲倦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进一步变化成疲倦于一切,连日常的应酬、洒扫,朋友间的来往也不放在心上,以门外青苔、落花不扫、人迹不到为高,如贾岛诗所述“自从居此地,少有事相关。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砚中枯叶落,枕上断云闲”,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郭祥正这首诗的三、四句,赞赏隐士闭门饮酒,门无人迹,落花狼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可视作中国写隐士的诗的共同点。
在山边幽静的山谷和水边的村落里,疏疏落落的梅花曾使得过客行人伤心断肠。尤其憎恨东风不解风情,更把烟雨吹拂地使黄昏更暗淡。
这首诗描写了开在山野村头的梅花,虽然地处偏远,梅花一样能给人带来含蓄的美,并给人带来情绪上的触动。
这笔墨梅更是孑孓独立,清高脱俗,隐忍着寂寞,在孤独中悄然地绽放着,也与作者落寞又清高的心绪产生共鸣。
小序一百五十七字,诗五韵,共两百零七字。诗序互相补充,叙述简畅秀洁。开始,介绍时间、地点、人物,中间,叙述为郎官湖命名的经过;最后以赞作结。
此诗首二句“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说他有逸兴,是作者对朋友高度的肯定和赞美。这两句交代与朋友们游湖之事。“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先表现湖光山色不亚于武昌,再说明良辰美景,兴致颇好。“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说明为湖命名因由。据说沔州南湖自李白更名郎官湖后,声名大噪,直至明代前期,“官湖月夜”为著名的“汉阳十景”之一。“四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是这首诗中比较令人心动的句子,表达了作者对湖名垂史的愿望。写湖也是写人,显示了诗人自信和豁达。
南湖是无名的小湖,地方不过一城之隅,没有雕砌的楼台,但有天生的水月。而此时此刻,凉秋午后,月光如练,水天一色。天月水月,与人相随,光彻明媚,可入怀抱。故人重逢,酒不醉人人自醉,不知今夕何夕。诗人不禁觉得这里的月色极其美妙,兴味无穷:”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虽在流放途中,兴致亦未稍减。
可是,南湖年年秋月,多少贤豪身历佳景,只因湖小而无名,无所称道。而第一个爱上南湖的,是尚书郎张谓,此便超越了古人。此湖,就应叫”郎官湖“。无名即有名,而首先引为知言的,是文士辅翼、岑静,两个无名无位的小人物,正说明论是确论,笔是妙笔。
全诗”文小指大“,赞颂的不移的友情,标举了自然的奇美,也是一曲无名者之歌。
上片写词人刚刚病愈,身体尚瘦损虚弱,夜晚登上望湖楼。“多病休文都瘦损,不堪金带垂腰。”因为梁朝文学家沈约体弱多病,这里词人以休文自比,说自己已衰弱到连垂腰的金带都不堪佩系了。金带是指翰林学士服饰,故此时词人正穿着官服登楼,其腰间佩系着金带服饰。这两句埋下后面心境变化的依据。“望湖楼上暗香飘。和风春弄袖,明月夜闻箫。”这是词人在楼上所见所闻,词人大病初愈登高望远,顿感浑身轻快惬意,精神为之抖擞。
下片则转入了心绪孤寂的抒发。“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这两句写词人在望湖楼上与友人同僚对月畅饮,酒醒梦回,听见漏壶的声响,感到床上潮湿。其实,漏壶滴水,与卧床潮湿并无干系,这是一种艺术通感描写,听觉与感觉的相互贯通,却真实而生动地透露出词人此时此地的心绪顿然不适。于是,词人一阵孤寂感霎时涌上心头:“佳人不见董娇饶,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可怜宵”,指可爱、可惜的夜宵。词章显示出词人此时的虚度光阴的哀怨心境,词人似乎感到心绪不定,前途未卜,而与词首的“多病瘦损”处境相互关含。结尾三句,实推衍出词人这位孤寂老人,正在人生旅途上疲惫衰弱地行进着。故词中的“徘徊”、“空度”,应是全词的词眼。
全词的妙处在于含蓄蕴藉、藏锋不露,给人以种种联想的启迪。词中的花丛暗香、和煦春风、皓月当空、箫声悠扬,组合成一幅清丽的春夜图。如此美景,引发出词人虚度光阴的感叹。词人的仕途坎坷、环境乖赛、人事艰险、国事日非等种种心理悲哀,正仍在脑海中索绕。这些心理悲哀,词人并没有正面标出,却通过“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及“佳人不见董娇饶,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等空寂画面委婉透出,艺术手法高超。
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