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是中国传统节令之一,相传在七夕的晚上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据《荆楚岁时记》记载,这天晚上,妇女们纷纷以彩色线穿七孔针,于庭院中陈列瓜果乞巧。民俗流风所及,七夕也成为六朝诗人咏歌的热点。除了歌唱牛郎织女外,“七夕穿针”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如梁简文帝萧纲诗“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刘遵诗“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柳恽的《七夕穿针》,虽然题材也是传统的闺怨,但比起前面各家来,诗的内容更加丰富,意境也开拓得较深。
诗歌发端“代马秋不归,缁纨无复绪”,且不提七夕穿针,而先说明丈夫从军代地(今河北、山西北部),妻子独处闺中,各色衣裳,无心料理。然而瞬间已到七夕,须为丈夫打点冬装,于是归结七夕穿针这一诗题:“迎寒理衣缝,映月抽纤缕。”旧注引《周礼·春官》中“中秋夜,击土鼓、吹豳诗以迎寒”解释“迎寒”,似乎牵强。这两句诗使用修辞中的“互文格”,即“映月迎寒,抽纤缕理衣缝”,在月光下迎夜凉、穿针孔、缝衣衫。单纯的穿针娱乐变为实际的裁衣寄远,于是民俗与社会问题浑融浃洽,天衣无缝。下文便描写女主人公飞针走线时的容貌神情。“的皪寒睇光,连娟思眉聚。”的皪,光亮鲜明。连娟,纤细弯曲。眼波媚丽,奈何凝寒远望;眉山春妍,只是紧蹙不舒。全无佳节兴致,更添独居抑郁。这是人物的正面描写。接着诗人再从侧面对环境进行渲染:“清露下罗衣,秋风吹玉柱。”玉柱,这里代指筝瑟等乐器。罗衣沾露,只为伫立已久,可见时已夜深。秋风拂弦,可见心绪撩乱,置琴不顾。清露点点,微响悠悠,两句勾勒出一片凄清氛围,蕴含着恍惚失神的人物形象。结尾转到人物心理:“流阴稍已多,馀光亦难取。”一夜光阴大半流逝。残夜馀光欲留无计。寥寥十字,辞约义丰,既是慨叹牛郎织女欢会短暂;又是自伤良宵虚度,比之牛郎织女,尤为不及。这两句将节日与日常生活收束合一,将人生感慨与神话传说收束合一,将世间凡人与天上星宿收束合一。神韵超远悠渺,耐人寻味。
此诗的人物描写,堪称细腻。随着时光的推移,由夜晚到中宵再到残夜,或是穿针缝衣的举止,或是颦眉含寒的神情外貌,或写幽清环境,或状嗟伤心绪,移步换形,内涵充实。从而使整首诗歌也显得清隽雅丽,卓然出群。正如清人陈祚明所说的,“柳吴兴诗如月华既圆,云散相映,光气满足。”(《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五)
这是一首抒写离别之情的作品。描写一对青春别离的夫妇,别后妻子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思念,并亟盼早日与丈夫相逢团聚。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还是一片痴情,终难忘怀。
词的上阕从眼前所见流水写起,并且目送远波,想象这流水将流到瓜洲渡和长江汇合,再想到吴中(江南)的山也面带愁容,正是花繁柳茂的时节,花如人,柳如人,正在花柳最美的春天,人却要别离了。实则深切怀念远在江南的情人,希望情人能从吴地归来,过瓜洲古渡,溯流北上与自己相会,但同样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爱人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伊人面若桃花眉似柳,正楚楚可怜地低头泣下,原来是因心上人即将离别而黯然神伤。
于是就在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恋人被大江分隔,一个住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仿佛是两岸的鸳鸯两处飞,相逢机会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位“花柳青春”的妻子就只好“低头双泪垂”了。绵绵相思之情,尽在结句的设问之中。
全词以月下脉脉的流水映衬,象征悠悠的离情别绪,深深的思念和由此产生的绵绵的怨恨,又频用叠字叠韵,再配上那柔和的民歌风味,更加抒发悠悠不尽的“思”和“恨”。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