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仍然是写无穷无尽的相思。有人类就有爱情,有爱情就有相思。其意是,花儿随着春风的吹拂,一天天地衰败下去,结婚的佳期也是渺茫无期。结识不到如意的郎君,编结再多的相思草,也只能是空欢喜一场更使人愁上加愁,让人心碎这里的“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是作者在佳期渺渺,没有同心人的情况下,对自己以草结同心的行动表现出自怨自艾的无比痛苦心情。
这首诗与第二首诗一样,都是刻意伤春之词,春望,在这里意味着春天里的盼望,其中包含首着一个妙龄少女渴求自己爱情而最终归于失望的故事。女主人公兴致勃勃地揽摘芳草来打同心结,要将它赠给自已的“知音”。打同心结,是表达爱情的方式,把全部希望放在“同心结”上,然而,春鸟发出哀吟,昔日的同心结,今日成了断肠草。人世间留下了一颗破碎的心,情天恨海平添了几行血泪。
女主人公仍在编结“同心草”,不过此时是“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不是不愿结同心人,而是无法结同心人,故而,也只有“空结”同心草了。一个“空”字,写尽了她伤心欲绝的情味,与尽了她无法诉说失恋和绝望的痛苦……也只好木讷地用双手编结“同心草”来打发失去了人生意义的时光。用结同心草的细节,写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而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可见,薛涛是写爱情诗的高手,这恐怕也与她自己的命运有关吧女诗人写爱情诗,自然有她得天独厚的条件:真切深刻细腻,易于感人至深。这正如胡云翼先生所说:“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做才能更像样…无论文人怎样肆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所了解得真切;无论文人怎样描写阔怨的传神,总不如妇女自己表现自已的恰称。”这是对女性创作的高度肯定与赞扬,也是对薛涛爱情诗的肯定和赞扬。黄周星在《唐诗快》评第一首与第三首诗为:“二诗皆以浅近而入诗,故妙。”这四首诗,以第一首与第四首写得较好,其审美价值更高一些,可读性更强一些,也更耐人寻味一些第四首诗的立意与第一首诗相同,不同的是这首诗多了一些形象性的描写,其诗就更加具体,更加感人。第四首又与第一首诗相呼应,满目春色,非但不让人喜,反而更是着恼:恼在个独赏!梳妆打扮,又有何用呢?镜里的花容月貌,又有谁看呢?又是为了谁呢?这也只不过孤芳自赏罢了。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刘长卿当时在新安郡(治所在今安徽歙县)。“孤舟相访至天涯”则指李穆的新安之行。“孤舟”江行,带有一种凄楚意味。“至天涯”形容行程之远,和途次之艰辛。不说“自天涯”而说“至天涯”,是作者站在行者角度,体贴他爱婿的心情,企盼与愉悦的情绪都在不言之中了。李穆当时从桐江到新安江逆水行舟。这一带山环水绕,江流曲折,且因新安江上下游地势高低相差很大,多险滩,上水最难行。次句说“万转云山”,每一转折,都会使人产生快到目的地的猜想。而打听的结果,前面的路程总是出乎意料的远。“路更赊”,这三字是富于旅途生活实际感受的妙语。
刘长卿在前两句之中巧妙地隐括了李穆原唱的诗意,毫不著迹,运用入化。后两句则进而写主人盼客至的急切心情。这里仍未明言企盼、愉悦之意,而读者从诗句的含咀中自能意会。年长的岳父亲自打扫柴门迎接远方的来客,显得多么亲切,更使人感到他们翁婿间融洽的感情。“欲扫柴门”句使人联想到“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杜甫《客至》)的名句,也表达了同样欣喜之情。末句以景结情,更见精彩,其含意极为丰富。“青苔黄叶满贫家”,既表明贫居无人登门,颇有寂寞之感,从而为客至而喜;同时又相当于“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的自谦。称“贫”之中流露出好客之情,十分真挚动人。
将杜甫七律《客至》与此诗比较一番是很有趣的。律诗篇幅倍于绝句,四联的起承转合比较定型化,宜于景语、情语参半的写法。杜诗就一半写景,一半抒情,把客至前的寂寞,客至的喜悦,主人的致歉与款待一一写出,意尽篇中。绝句体裁有天然限制,不能取同样手法,多融情入景。刘诗在客将至而未至时终篇,三四句法倒装(按理是“青苔黄叶满贫家”,才“欲扫柴门迎远客”),使末句以景结情,便饶有余味,可谓长于用短了。
这首诗写诗人泛舟湖上,为两岸明媚的春光所陶醉的愉快心情。
前两句着重写景。
“花开红树乱莺啼”一句,从气氛上烘托出西湖春天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景象。“花开”而使树显得红得耀眼,点出游湖的节令是春意正浓之时,同时又从视觉角度照应诗题,说明观景之人正在“湖上”。“乱莺啼”从听觉效果上更进一步渲染春天热烈的气氛。这里“乱”字用得很好,它不仅形象地描绘出红林深处传出的那此起彼伏的鸟鸣声,还表现出黄莺上下飞舞,穿梭于林间枝头的动感。这一动一静给春景又平添了几分魅力。诗人以浪漫、具有强烈情感的红色为基调,点以明快、活泼的黄色,形成鲜艳夺目的暖色调,从而产生了亢奋向上之情,成功地完成了画面气氛的渲染。
假如将“花开红树乱莺啼”比作一幅图画的中景,那么,“草长平湖白鹭飞”一句则是这幅画的远景。诗人极目远望,只见水天一色,远处芳草繁茂泛青,近处湖水碧波激艳,沙洲上几只白鹭怡然自得地时飞时落。这里以大自然的绿色为主,点缀些素洁的白色,形成一种偏冷的色调,给人以宁静、清新的感觉。与第一句浓墨重彩的笔法迥然不同的是,诗人在这里用轻描淡写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一种淡泊的意境美。当然这与前面热烈的气氛并不矛盾,而是色彩和情调上恰到好处的调整与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合谐、动人的春光图。苏轼曾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诗句形容西湖的美丽景色,恰好可以用来为这两句诗作注。
后两句侧重抒情。
“风日晴和人意好”一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读起来琅琅上口。诗人用直抒胸臆的方法抒发了游湖赏春之人的愉快心境。那红树、黄莺、青草、白鹭,那一叶扁舟、一湖绿水,无处不荡漾着春意,更有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自然使“人意好”。“人意好”由诗人在船上所见景色引发,是游春之人闲情逸致的陈白,所以是贯穿于诗中的总线。
“夕阳箫鼓几船归”一句紧承上句作一转折,把读者的思绪引回到湖上,紧扣诗题,并且在收尾上及时煞住,写法上干净利落。这一句是全诗的精华,诗中的韵味和意境都藏于其中。“夕阳”点明游人赏春已延长到了傍晚。“箫鼓”的乐声仍回荡在湖面,表明船上游人仍然余兴未尽。“几船归”可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眼看着这夕阳美景,闻着这两岸馥郁的花香,听着船上箫鼓齐鸣的乐声,虽然船儿终将离去,但一片深深的眷恋之情已留在了湖上。另一种则是,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里,又能有几只奏着箫鼓的游船停留在这湖上呢?问句中显然暗含有诗人的言外之意。
这首诗前两句描绘西湖春天的繁华胜景:繁花似锦,团簇如树,群莺欢叫,岸边草长,湖面平静,白鹭翻飞,勾画出一幅西湖春景图。后两句由景到人,游人荡舟遣兴,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写出了南宋时期西湖游览的盛况。这首游春小诗打破了宋人重理趣、轻兴致的特点,创造出优美的意境,运用气氛烘托,色彩点染,画面对比等手法,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