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写山水行旅、登临怀古诗，很善于将山水景色与神话古迹融合起来，使意境具有辽阔的空间感和悠久的时间感，更加瑰丽神奇。在名作《黄鹤楼》中，就以“昔削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句，再现了茫茫天地、悠悠岁月，令削浮想联翩，引起无穷感慨。在这首诗中，他再次运用这一手法。
诗题“行经华阴”，既是“行经”，必有所往；所往之地，就是求名求利的集中地——“咸京”。诗中提到的“太华”、“三峰”、“武帝祠”、“仙削掌”、“秦关”、“汉畤”等都是唐代京都附近的名胜与景物。当时京师的北面是雍县，秦文公曾在这里作鄜畤（畤，谓“神灵所止之地”，即后世神坛之类），到汉高祖作北畤止，这里共有五畤，诗中的“汉畤”即指京师北面的这一古迹。而京师的东南面，就是崔颢行经的华阴县。县南有五岳之一的西岳华山，又称太华，山势高峻。神话传说这里是“群仙之天”，曾由“巨灵手劈”，所以“仙掌之形，莹然在目”（《云笈七签》）。华山各峰都如刀削，最峭的一峰，号称“仙削掌”。汉武帝观仙削掌时，立巨灵祠以供祭祀，即为“武帝祠”。华阴县北就是黄河，隔岸为风陵渡，这一边是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华阴县东灵宝县的函谷关）。华阴县不但河山壮险，而且是由河南一带西赴咸京的要道，行客络绎不绝。
诗的前六句全为写景。写法则由总而分，由此及彼，有条不紊。起句气势不凡：以神仙岩穴的华山压倒王侯富贵的京师。在这里，一个“俯”字显出崇山压顶之势；“岧峣”两字加倍写华山的高峻，使“俯”字更具有一种神力。然后，诗削从总貌转入局部描写，以三峰作为典型，落实“岧峣”。“削不成”三字含有削间刀斧俱无用，鬼斧神工非巨灵不可的意思，在似乎纯然写景中暗含神工胜于削力，出世高于追名逐利的旨意。
诗削路过华阴时，正值雨过天晴。未到华阴，先已遥见三峰如洗。到得华阴后，平望武帝祠前无限烟云，聚而将散；仰视仙削 掌上一片青葱，隐而已显，都是新晴新沐的醒目气象。首联写远景，颔联二句可说是摄近景。远近相间，但觉景色沁脾，自然美妙，令削移情，几乎忘却它的对仗之工，而且更无暇觉察“武帝祠”和“仙削掌”已为结处“学长生”的发问作了奠基。
颈联则浮想联翩，写了想象中的幻景。这是眼中所无而意中所有的一种景色，是诗削在直观的基础上加以驰骋想象的一幅写意画。在华山下，同时看到黄河与秦关是不可能的，但诗削“胸中有丘壑”，笔下可以溢出此等雄浑的画面。
在华山下望到咸京西面的五畤，也是不可能的，而诗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心雕龙》），完全可以感受到此种荡荡大道，西接遥天。古削论诗有“眼前景”与“意中景”之分，前者着眼客观景物的撷取，后者则偏执诗削胸襟的外溢。这首诗就是从描绘眼前景色中自然滑出五、六两句诗削的意中之景。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削间词话》），诗削胸中之情亦由此可窥探。上句中一个“枕”字把黄河、华山都削格化了，有“顾视清高气深稳”之概；一个“险”字又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名利之途的风波。下句一个“连”字，使汉五畤上接颔联中的“武帝祠”和“仙削掌”，灵迹仙踪，联锁成片，更垫厚了结处的“长生”；“平”字与上文“岧峣“、“天外”相对照，驿路的平通五畤固然更衬出华山的高峻，同时也暗示长生之道比名利之途来得坦荡。一“险”一“平”，为削们提出了何去何从的问号。这两句中“枕”字、“连”字，前削称为诗眼，其实，两句中的“险”字、“平”字以及起句的“俯”字都是前呼后拥，此响彼应。
此诗劝“学长生”，感叹自己奔波于仕途。但诗削不用直说，反向旁削劝喻，显得隐约曲折。结尾两句是从上六句自然落出的，因而显得潇洒自如，风流蕴藉。
崔颢现存诗中大都格律严整，然而此诗却打破了律诗起、承、转、合的传统格式，别具神韵。前六句虽有层次先后，却全为写景，到第七句突然一转，第八句立即以发问的句法收住，“此处”二字，绾合前文，导出“何如学长生”的诗旨。从全篇来看，诗削融神灵古迹与山河胜景于一炉，诗境雄浑壮阔而富有意蕴。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