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男女结婚仪式,写新妇到男方家看到丈夫形象的情景。全诗写的只是一个小剪影,但有步骤,有层次,有色彩,有新妇微妙的心理状态,把华夏古老的结婚仪式写得饶有情趣,
全诗三章九句,皆从新娘眼中所见来写,新进门的妻子在憧憬与期待中慌乱而羞涩地抬起美丽的双眸,却只看见丈夫的一个背影,他在迎接她,引导着她一步步走近他们的洞房。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称其“句法奇蛸”。奇峭就在于九句诗中全不用主语,而且突如其来。这一独特的句法,恰切而传神地表现了新娘此时的心理活动。当她紧随着迎亲车辆踏进婆家大门的那一刻,其热闹的场面是可想而知的,在场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谁不想一睹新娘的风采,然而新娘对着这稠密涌动的人丛,似乎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映进她眼帘的唯有恭候在屏风前的夫婿——“俟我于著”,少女的靦覥,使她羞于说出“他”字,但从“俟我”二字却能品味出她对他的绵绵情意和感受到的幸福。下两句更妙在见物不见人。从新娘的心理揣测,她的注意力本来全集中在新郎身上,非常想把新郎端详一番,然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她不敢抬头仔细瞧。实际上,她只是低头用眼角瞟了一下,全没看清他的脸庞,所见到的只是他帽沿垂下的彩色的“充耳”和发光的玉瑱。这两句极普通的叙述语,放在这一特定的人物身上,在这特殊的时刻和环境中,便觉得妙趣横生、余味无穷了,给人以丰富联想和审美的愉悦。“乎而”二字甚妙,就好像后世民歌中“呼而嗨呦”类的衬词。
这首诗风格与《齐风·还》相近,也是三章全用赋体,句句用韵,六言、七言交错,但每句用“乎而”双语气词收句,又与《还》每句用常见的“兮”字收句不同,使全诗音节轻缓,读来有余音袅袅的感觉。在章法上它与《诗经》中的典型篇章是那么不一样,而又别具韵味。全诗每章只在三处换了三个字,就表现出新娘出嫁的喜悦和对新郎的满意与赞许。
这首秋夜抒怀之作,具有李后主词的一般风格。它没有用典,没有精美的名物,也没有具体的情事,有的只是一种顾影自怜,空诸一切的观念。一切都是那么朴素,那么明白,却又令人低回与困惑。大约是词人后期之作吧。读这类词,最要玩味其中环境氛围的创造,和抒情主人公浅貌下的深衷。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开头两句是说,昨天夜晚,风雨交加,遮窗的帐子被秋风吹出飒飒的声响,窗户外传来了令人心烦的风声雨声,整整响了一夜。首两句写秋夜风雨,完全是白描化的。表面看来,风雨大作,怪嘈杂的,其实除了“飒飒秋声”外,此时更无别的声音,反而见出夜的寂静。令读者觉得其境过分清冷,几乎要倒抽一口冷气。此种词句,最见后主本色。
“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这两句是说,蜡烛燃烧得所剩无几了,壶中水已漏尽,我不停的多次起来斜靠在枕头上。躺下坐起来思绪都不能够平稳。这两句出现了抒情主人公,这人物给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他过于清醒,他熬到“烛残”,听得“漏断”(更鼓歇),可见是一夜未曾入眠了。这清醒状态的描写,正好逼出下片的感慨。另一个印象便是它方寸烦乱,“频欹枕”的“频”字,表明他在床上是辗转反侧,五内俱热。后来干脆不睡了,但内心仍不平静,表现在动作上便是“起坐不能平”。他到底为什么,这恰恰是词人不喜道破的。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这两句是说,人世间的事情,如同流水东逝,说过去就过去了,想一想我这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以前荣华富贵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过片之后,全属抒情。这也许是最一般最普遍的人生感慨了,但对于不同的人,其中包含的人生体验之具体内容,则可以是各各不同的。此即《维摩经》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各随所解”。后主词所以能引起后世众多读者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这两句中的“漫”(作空解)、“算来”,表现出一种空虚、疑惑、迷惘感,是很传神的。
“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末两句是说,醉乡梦里平坦,也无忧愁,可常去,别的地方不能去。主人公无法摆脱人生的烦恼,却是因为他太清醒,太执着。最后两句,说穿了便是一醉解千愁,可词人换了个比喻性的说法——“醉乡路稳”,则其反面是醒者行路之难,故云“此外不堪行”。
全词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李煜后期作品的特色:情感真实,清新自然。尤其是这首词,作者对自己的苦痛毫不掩饰,把自己的人生感慨明白写出,不假饰,不矫情,简洁质朴,有现实感,虽然思想情调不高,但艺术价值不低。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