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散曲表达了作者对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的讽刺与激愤，同时还流露出了作者对仕途的高不可攀的无奈与悲哀之情。
“弄世界”用现在的习语来说，就是闯世界，在社会中立定。一个“弄”字，含有操纵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意味，当然要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了。但是，要周旋应付人生，立于不败之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机关识破”，人家阻挠了自己的企图，一切所做的努力也就白费了。从曲文的下句来看，作者对于所来到的这个“世界”的要求，不过是取得些许功名，干出一番事业。作者将自己的这种愿望和努力用上“弄”、“机关”的贬性词语，是一种自嘲和激愤，同时也表现了在一个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里，世途所充满的险恶艰难。“叩天门”本来是踌躇满志，结果却是“意气消磨”，立身扬名所遭受的挫折可想而知。前一句是反说，这一句是正说，领出了下句中的“人潦倒”。起首的这一联冷峭而悲凉，佗傺失意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句加重了这种自叹的意味。这一句将人的“潦倒”与青山的“嵯峨”绾联在一起，看似无理，却以这种兴象的“无理”显示了感情的强烈，以至不自禁地移情于无情之物。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就运用了这种移情手法。在该曲中，青山嵯峨难以攀登，令潦倒人联想起仕途的高不可攀，一个“漫”字，透现出强烈的无奈与悲哀。
结尾三句中，“半炊时”暗用了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故事：书生卢生在邯郸客店中一枕入梦，历尽富贵荣华，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炊煮的黄粱还未烧熟。半炊时极言人生的短暂，同“千古远”、“万年多”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三句若独立抽出，可视为睿智者的旷达；但安排在该曲中，同“弄世界”、“叩天门”的起笔对读，则明显是一种激愤与绝望了。
前面选了作者一首《朱履曲》，连同该篇在一起，都属于愤世嫉俗的内容。两首的风格不尽一致，但共同之处是感情强烈，述意直露，语言冷峭。这一切在该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元代叹世刺时题材的散曲，在语意露、透的同时，往往形淡实深，多有耐人咀嚼的余味；凡是达到这样的效果，都被视作是“当行”的表现之一。张养浩的这两首《朱履曲》，有助于读者体味这一点。
这首诗首联写“秋风”“十驿”等，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用典，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颈联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和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这首诗运用典故，言简意赅，辞近旨远。
首联“秋风”，点明季节；“十驿”，极言襄阳至荆门里程之长；“台星”，指张商英，表示诗人对他的仰慕和尊敬。“冰壶”，用以比喻张商英为官清廉。这首诗头两句叙诗人从襄阳赶来荆门跟张商英会见，推想他必能澄清当前的时局。这充分表明了诗人对张商英友谊的深厚和期望的殷切。
颔联连用两个典故。“零雨已回公旦驾”，用周公旦的典故。作者用这个典故比喻张商英，就暗含着张商英所遭诽谤业已澄清并将受重用的意思。“挽须聊听野王筝”，用桓伊和谢安的故事。这里把张商英比作谢安，也暗喻张商英将重新获得徽宗的信任。
颈联“三朝元老心方壮”：张商英历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因此称三朝元老。此次进宫对策，正满心想干一番事业。“四海苍生耳已倾”：谓全国老百姓都对张商英寄予莫大的希望。
尾联“白发故人来一别，却归林下看升平”：诗人自谓年老，虽不出仕，也将回襄阳老家期待过太平日子。《宋史·张商英传》说：张商英“为政持平”，曾“大革弊事”，因此“蒙忠直之名”。魏泰这首诗，即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张商英的看法。
这首诗不以意境取胜，而以事、理结合和情、韵兼胜见长。它把叙事、说理和抒情三者都凝铸入诗，诗句里又饶有时空变化和声色交感。如首句：“秋风”暗示了时间的转换，“十驿”展示了空间的悠长；两者相联，又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虽然用典，但不生僻、不晦涩；既反映了当时朝野的舆论，又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加上“零雨”见色；“筝”见声。声、色交互，更增添诗的韵味。颈联出句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收句写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回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且能脱出俗套，不作儿女沾巾之态，而以兴冲冲地归看升平来结束全篇。这样写，诗的精神境界就高了，并能引起读者产生遐想。
米芾称魏泰与王安国“并为诗豪”，话虽然说得过了头，但不纯是溢美之辞。魏泰强调诗要“浑厚”，反对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这类主张，对宋诗的发展显然有良好影响。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