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酒泉子》抒写了征人怀乡思亲之情。上片写出征途中的愁苦。下片写征人对妻子的怀念。以征戍生活为题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离苦。 这种题材,在《花间集》中是罕见的。从艺术上看,全词境界开阔,于苍凉之中又见缠绵之思。而两地相思之情,同时见于笔端。深得言情之妙。
此词深得评家好评。《花间集注》评此词:“绮罗”三句,承上香貂戎衣,言畴昔之盛,魂梦空隔也。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三盛赞此词:“三叠文之《出塞曲》,而长短句之《吊古战场文》也。再谈,不禁酸鼻。”此评虽不免推崇过高,但从“再读,不禁酸鼻”的话来看,确实指出了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此曲起首两句,从意义上说是流水对,即出句与对句连续在一起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天上的织机停止了工作,一匹雪白的绸绢从危立的石壁上方高垂下来,寒光闪闪,瀑布的形象既雄壮,又飘逸。“天机”、“月梭”、“石壁高垂”,无不形象恢弘,这就自然而然使人慑服于这条“雪练”的气势,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雪练”不仅气势雄壮,而且构造奇特。原来它粗看是一匹整幅,细细望去,却可以析成一缕缕带雨的冰丝。元人伊世珍《嫏嬛记》载,南朝沈约曾遇见一名奇异的女子,能将雨丝缫丝织布,称为“冰丝”,乔吉可能也知晓这一民间传说。“冰丝”与“雪练”照应,而“雨”又是“冰丝”的构成原质,从“雪”到“冰”再到“雨”,既有色彩上的由纯白而渐至透明,又有意态上的由静入动。奇景激发了诗人的奇想,于是得到了“几千年练未干”的奇句。说它奇,一来是因为未经人道,有谁想过瀑布的冰丝还需要“练”,而事实上确是练不干的呢!二来是这一句由空间的壮观度入时间的壮观,所谓“思接千载”,从而更增重了瀑布的雄伟感。
前面的四句以丰富的联想、夸侈的造语,推出了瀑布在天地间的整体形象,其实是远观。“露华凉”的第五句出现了观察者的主体——“人”。“人怯衣单”应“凉”,而“凉”又遥应前面的“雪练寒”。不过前文的“寒”是因瀑布的气势、色光而产生的心理感觉,而此处的“凉”则更偏重生理感觉。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微妙的细节,影示了自己向瀑布的步步逼近。
末尾三句就是在情形下对瀑布的深入刻画。“白虹饮涧”,出于“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宋沈括《梦溪笔谈》,这一传说起源颇古,甲骨文中就有“有出虹自北,饮于河”的卜辞。这句是在瀑流与涧面的交接处仰视瀑身,因其高入半空,故说它好似天上的白虹一头栽进涧中吸水。“玉龙下山”,是指瀑布的近端沿山壁蜿蜒奔流的姿态,苏轼写庐山瀑布,有“擘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语,元好问也有“谁着天瓢洒飞雨,半空翻转玉龙腰”《黄峪》的诗句,可见诗人们常将夭矫的游龙与瀑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晴雪飞滩”,则是流瀑在浅水处撞击山石,迸溅水花如雪的奇观。这三句不但动态婉然,而且色彩鲜明,如同特写。既有全景的壮观,又有区段的特写,瀑布的形象,就充实丰满,历历在目了。
这首诗运用比喻手法写瀑布之壮观,这首小令写瀑布能如此鲜明壮观,生动形象,原因之一是比喻艺术极为高超。“雪练”“冰丝”“带雨”“露华”是借喻,“白虹”“玉龙”“晴雪”是明喻。多角度、多层面的比喻,既描画出瀑布的动态,也写出它的静态,还写出它的色相。更为难得的是写出它流走飞动的神韵。由于多种比 喻效果的产生,虽然曲中不见“瀑布”二字,但瀑布的奇观韵味却极为生动地表现出来。有人称乔吉是曲家之李白,如果从雄奇豪迈的浪漫主义风格看确实相类。
这诗表面浓墨重彩的描写了春天桃红李白争奇斗艳的热闹景象,实际却是借桃李花抒怀,认为它的成名只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刻意争取得来的,表达出作者淡薄,不刻意追逐名利的情怀。这首诗诗句对偶工整,运用了借物抒情的艺术手法,情感表达浓而沉囿不发,引人深思。
第一句说桃,第二句说李,三四合承,点出题面:谓夭桃秾李应春天气候而开,桃李无言,因赏悦者多,所以在其周围踩成小路。五句说桃,六句说李,第七句总括上文,第八句暗启下句,转入抒情,谓桃花如吐霞,李花如翻雪,各竞其妙;得意时迎风摇曳,泣露是因为多情,隐喻诗人自己的多才而多感。九、十两句以花开时的芬芳,对比花落时的寂默,以逼出末联。“徒自许”,与“谁与论”,表面写桃李曾在上林苑风光一时,如今被寂寞地委弃园,自诩色泽美艳无匹,其幽香却无人知论的境况;实际却是写人,隐喻自己曾赴京应试,进士及第,如今罢职隐居,寂寞衰颓的情形。即使自许才高,却无人赏识。
诗中桃李的形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以桃李名义的反问意蕴深长,虽然桃李的芬芳拔萃于上林苑中,但最终的命运却是在寂寞中默默枯萎,桃红李白的美丽也只是自我期许罢了,无人关注欣赏。作者一份怀才不遇的牢愁跃然纸上。类似此诗末联那样的感情,为李商隐所独有,也为李商隐所长有。其诗作的唯美倾向体现在诗歌意境中,表现出含蓄美与朦胧美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