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

　　李白诗“芳草换野色”，杜甫诗“竹风连野色”，姚合诗“嫩苔粘野色”，这些诗句中的“野色”，都可以按郊野的景色理解。然而，范仲淹这首诗里的“野色”，却别有所指，指一种具体的东西。这东西，非烟非雾，可开可合，能歇能行，而又难以实指，不可名状，无法形容。但是，春日郊行，诗人凝神四望，触目皆是这种东西，只见它在浮动，在荡漾，在闪烁；它是空气，还是水汽，抑或是一种光的折射，单凭直觉，是很难分辨清楚的。这东西本身已不好描绘，至于喝足了酒，醉眼朦胧所见到的这东西的模样，更是难以捉摸了。这首诗的成功之处正是把这种看不清楚的东西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即梅尧臣所说的“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

　　范仲淹描摹野色：首先，他选定了春季这个最丰富多彩的季节作为背景，然后从春天的不可捉摸的氛围中提炼出有代表性的景象来作暗点陪衬，增加了野色的存在感，表现了野色的美好。

　　野色既然是无所不在，但又不是实体，诗人马上把它与烟雾这些流动虚幻、不能触摸的东西联系起来，说它不是烟，也不是雾，但如同烟雾一样，浓密地映照笼罩着楼台。首句用的是否定中带有肯定的手法，野色与烟雾当然不是同样的东西，但有相近的性质，它占据了每一处视线与感觉所能到达的地方。实际上，诗把烟雾也作为野色的一部分写了进去。首联是通过同类作譬，又以楼台这一实物作参照，说明野色的存在，下面两联也都采用这一方法，继续铺写。诗说白鸟在野地里飞，把野色给点破；夕阳照着野外，把野色给剖开。野色弥漫，它不愿随着芳草的消歇而减少消失，又好像追随着远处的船帆，渐渐逼近。这两联用了一连串动词，使表面上看不见、不存在的东西，通过白鸟、残阳、芳草、远帆的动作与变化，有力地增加了野色的存在感。这种写法，就好比写风而着力刻画草木摇动、落英缤纷，写月而极力描写飘浮的云一样。末联“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在朦胧之中翻进一层。山公山简镇守襄阳时，经常至习家池饮酒，大醉而归。作者以山简自况，说他登山喝酒，归时醉眼模糊，见到这种野色。白居易“花非花，雾非雾”，是写老眼昏花，这里则是以醉酒眼花，来突出野色的迷离恍惚。总之，无论是物，或者是人，都是为标现野色服务的，都是“虚者实之”的实体。

　　烘托野色的实体，并非实打实地端出来，不是照像式的再现，而是实中有虚，因而透过朦胧野色，一幅玲珑剔透、笔墨淋漓的山水画就展现出来：天上挂着红色的夕阳，空中飞着白色的鸟儿，烟岚笼罩着楼台，芳草连接着江边，帆影露出于江中，还有自远山醉归的主人。这些景物与野色相映照，虚虚实实，藏头露尾，如同云中龙，构成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在这幅图画里，体现出作者豪爽的性格和旷达的情怀。诗的用意正是要通过野色和这美丽的画面来表现作者的乐观精神。

　　首联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突出张旭的与众不同。“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大意是，世上很多人即使天天见面，给人的印象也不深，而张旭这个人却不一样。“翁”，是对张旭的尊称，在这一抑一扬之中，张旭的形象如高峰突起，给人以强烈印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一联好像漫不经心，随意道来，却起得十分有力。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诗人对张旭的总的印象，是虚写，那么，以下各联即转入了对张旭形象的具体刻画，是实写。字里行间，倾注着诗人对张旭无比钦敬的感情。

　　张旭有两个称号，一是“草圣”，二是“张颠”，为世所公认，实写时即先从这两个称号着笔：“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张旭精楷书，尤善草书，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自创新的风格，人称“草圣”。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就有“张旭三杯草圣传”的诗句。又《新唐书·文艺传》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一联对句互见，是写张旭在酒醉兴来之时，书法就会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言语也更加狂放不羁，一副天真情态。诗中表现了对张旭书法、性格的由衷的赞美，同时暗示了艺术重在性灵的自然流露。

　　接着进一步赞美了张旭泊然于怀、不慕荣利的高贵品质：“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青云”这里指隐逸。这一联写得十分传神，读者仿佛看到一位白发垂垂、蔼然可亲的老者，不问世事，一身悠闲，轻松自得。正因为不乐仕进，具有隐者的风度和情怀，才能够性情旷放，因此也才能够时时保有天真之态，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不同流俗的极高的成就。这一联乍看似与第二联平列，而实则深入了一层，将诗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尾联承接上联，继续推进，描写张旭的醉眠生活。“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两句化用了《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个典故：“孔文举（即孔融）有二子，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孔融是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诗文皆善，为人恃才负气，狂放不羁。这里以孔文举比张旭，足见推重之意。但这一联写张旭生活情形，不是平直叙述，而是以问句出之，显得格外亲切。意思是：您老人家床头那壶酒，怕会被家中子、孙偷喝吧，能伴您几次醉眠呢？意思已略带调侃，但又极有分寸，包涵着丰富的意蕴。一方面，表现张旭平时经常醉眠，形象更为生动可感。另一方面，诗人在老前辈面前竟然开起玩笑来，这位老前辈的豁达可亲自然可以想见，而诗人自己的天真发问，也愈显得醉态淋漓。至此，宴席间的热烈气氛，宴饮者的融洽关系，皆如在目前。这是以醉写醉，以自己的旷放衬托张旭的旷放，使题目中的“醉后”二字，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张旭的可敬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全诗在章法上虚实结合，虚写处内蕴丰富，而不显得空虚；实写处形象具体，但笔调轻灵，而无板滞胶着之感。这种巧妙的结合，使诗人的感情与诗中主人公的形象融为一体，产生出动人的艺术力量。另外，此诗语言清新明朗，与诗中欢快活泼的情绪相适宜，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