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写思妇对征人的怀念。

　　上片写小楼远望。一个“独”字写出她上楼并非为了赏心，而是怀念远人的表现；第二句写出所望的地点是“玉关”，以显示征人去地之远。“芳草路”虚实相生，有芳草萋萋，王孙不归的感叹。“消息”三句是“愁望”后的行动，表现了无可奈何的伤感。

　　下片写空闺叹息：望落花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潸然泪下，罗衣湿透。结末二句，是女主人公的特殊心理活动：千山万水与征人相隔遥望，但自己却未去过。妙在“不曾行”三字，她归怨于不曾行千山万水，故梦魂难觅。翻腾一笔，声哀情苦。

　　韦庄词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而叙事性的特点是它的动作性。即以此词为例，写一位闺中少妇思念远方良人，不是如一般词作者那样静止地以景物描写烘托她的愁思离绪，而是动态地写她此时此刻的行为举止，以此显现她内心世界中纷乱的愁云：她独自走上小楼，眺望远方的道路，未见人影而又怅然回到闺房之中。她寂寞地坐看着庭院中的落花，眼泪不觉又流了下来，沾湿了衣袖，滴湿了衣襟……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静态的画面，而是一连串不断变化着的动作。如果以此为脚本，让一位演员采表演，定然会作出几个连续性的小品。而这种特点在其他同类题材的词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下面沿着上下两阕的顺序进一步审视一下这首词动作性描写的特点：“独上小楼”，似乎看到女主人上楼时倦慵的步履。此时春天将尽，柳絮飘绵，独守空闺的少妇的缭乱春愁可以想见。她双眉不展，痴痴地望着蜿蜒曲折地通向玉关的小路，路边萋萋芳草益发引动了她念远的情思。古诗云：“春草兮萋萋，王孙兮不归”；“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芳草天涯正是离恨的象征、盼归的触媒。然而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远方的消息仍是杳如黄鹤，于是她的希望又变成泡影，只好锁着眉头，又悻悻地下楼回屋，尽管是锦帐绣帘也令人难耐难栖……这一阕中连用“上”“望”“逢”“敛”“归”等五个动作性词语，大家不仅看到她敛眉的愁容，也看到她来往的身影，透过容态身影略已窥见她寂寞的灵魂。

　　下阕写的是她“归绣户”后的情态和心迹，也仍然贯穿着动作性的特征，她坐看落花、空自叹息，罗袖掩面，泪珠频滴。这里连用“坐”“叹”“湿”“滴”四个动作性词语写出她的静中之动，大家似乎听到她叹息的声音，看到她久坐的身影，落花的飘零，泪珠的晶莹。“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虽然写的是女主人公“坐看落花”时的心理活动，但也仍然富有动作性的特征：从此地到玉关中间隔着万水千山，我从未走过一次，即使入睡后梦魂想去寻找他，也因不识去路而不知该怎样去寻觅。这里也连用“行”“觅”二字，表明动作性特点也渗透于心理活动的描写之中。这最后二句堪称妙词妙笔：白天未曾走过的路，夜间梦魂也无法去寻觅，这种推理好象具有逻辑的合理性；然而即使是白天作过的事，梦中怎么能够重复，这又显出了这种推理的想当然性。词人故意以这种带有很大或必然性的推理来表现人物思远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她在梦中也不能与良人相会，这就更表现出她的孤独和寂寞。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

　　此诗从予之水起兴。悠悠的流水啊，漂不起成捆的薪柴。诗经中多次出现予之水，也多次出现“束楚”“束薪”之类。《诗经》中的兴词有一定的暗示作用。凡“束楚”“束薪”，都暗示夫妻关系。如《王风·予之水》三章分别以“予之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不流束蒲”来起兴，表现在外服役者对妻子的怀念；《唐风·绸缪》写新婚，三章分别以“绸缪束薪”“绸缪束刍”“绸缪束楚”起兴；《周南·汉广》写女子出嫁二章分别以“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翘翘错薪，言刈其蒌”起兴。看来，“束楚”“束薪”所蕴含的意义是说，男女结为夫妻，等于将二人的命运捆在了一起。所以说，《郑风·予之水》只能是写夫妻关系的。

　　此诗主题同《陈风·防有鹊巢》相近。彼云：“谁侜（zhōu）予美，心焉忉忉”（谁诓骗我的美人，令我十分忧伤）。只是《陈风·防有鹊巢》所反映是家庭已受到破坏，而此诗所反映只是男子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妻子劝慰他，说明并无其事。如果将这两首诗看作是一对夫妇中的丈夫和妻子分别所作，则是很有意思的。

　　此诗抒情女主人公是忠贞、善良的，同丈夫有着很深的感情。她因为娘家缺少兄弟，丈夫便是她一生唯一的倚靠，她把丈夫看作自己的兄弟。在父系宗法制社会中作为一个妇女，已经是一个弱者，娘家又力量单薄，则更是弱者中的弱者。其中有的女子虽然因为美貌会引起很多人的爱慕，但她自己知道：这都不一定是可靠的终身伴侣。她是珍惜她的幸福的家庭生活的。但有些人却出于嫉妒或包藏什么祸心，而造出一些流言蜚语，使他们平静的生活出现了波澜。然而正是在这个波澜中，更真切地照出了她的纯洁的内心和真诚的情感。

　　此诗运用了有较确定蕴含的兴词，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第一句作三言，第五句作五言，与整体上的四言相搭配，节奏感强，又带有口语的韵味，显得十分诚挚，有很强的感染力。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