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
这首诗写诗人离开家乡前往长安途中，遇到大雪时的所见所感；表达了诗人客行他乡的羁旅之愁，以及极不情愿赴京赴考试时的茫然心态和对未来的恓惶无依之感。全诗取景十分开阔，与心灵镜像呼应，运用比兴的手法，追求言外之意，描摹景物的同时，也塑造个人形象，显得含蓄隽永，回味悠长。
“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写出诗人在仕途上积极地迈出了第一步上京赶考，但前途未卜，路途遥远，真是“又是黄昏独自愁”。“苍茫”既是下雪的前兆，也是作者心情的忐忑的表现。“岁暮天”点明了时令，暮色苍茫增添了诗人的几分愁绪，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题目“遇雪”，但开篇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为下文写下雪作铺垫。
“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描写了两个意象“积雪的山”“冰冻的河”与诗题相合，营造了苍茫寂寥的意境。
“落雁迷沙渚，饥乌噪野田。”由于满山积雪，低飞的大雁找不到沙渚栖宿，饥饿的乌鸦在野田里觅食。落雁应是作者自喻，落沙渚是为了觅食，然后再继续前行，但落雁却找不到食物。诗人赴京科举，也正像“落雁”一样迷失。作者在描写雁和乌的手法上不同，雁落是为了觅食，比较含蓄，没直说。对乌鸦则直接用了“饥”字，饥饿的乌鸦肯定会叽叽喳喳叫，对比很强烈，用意明显，暗示自己很不情愿参加科举意愿和科场争夺激烈的担忧。“噪”字用得巧妙，以声衬静，突出环境的苍凉。“饥乌”这个意象隐含了愁的意蕴，为“客愁”作铺垫。暗示诗人对赴京赶考前途未卜的担心和茫然。此联有版本为“落雁迷沙渚，饥乌集野田。”“集”是聚集之意，突出了乌鸦之多，暗合了诗人愁绪之浓。无论是用“噪”还是用“集”均不失为妙笔。
“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诗人把自己当“客”，隐隐约约再一次表明了自己这次科举的不情愿。“空”字传达的就是茫然。“不见有人烟”是实写，实写的背后是诗人在诉说孤独。
全篇按写法可划为两层。前六句为前一层，写了女主人公面对春景睹物思人的心绪。句法对仗工整，每句后两字叠用、以衬托情思之缠绵。远山近水，杨柳桃花，香风暮雨无一不勾起女子的思念。视角由远及近，由外及里的转移，实质上是对每日思念的描述，而主人公那寂寞的心情不言而喻。第二层直接描摹女子的相思情态。前四句在写法上是每句重复两三字，有一唱三叹之妙，说明主人公柔肠寸断的相思之意。而这种日复一日折磨的结果就是玉肌消减、衣带渐宽。末尾摹拟一个局外人的口吻询问，更突出了主人公的纯情坚贞。
在小令《十二月》中，起句中的“自别后”可以说是点明了曲的内容——离别相思之情，为下文定下感情基调。接着作者运用了对仗的手法，展现出一幅凄清零落的景色。山是遥山，水是远水，由远及近，写了杨柳、桃花、内阁、重门。其对仗句中用了“隐隐、粼粼、滚滚、醺醺、阵阵、纷纷”这些叠音词来修饰。“遥山、远水、杨柳、飞棉、醉脸、香风、暮雨”起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隐”和“粼”、“滚”和“醺”、“阵”和“纷”押韵，使作品音响联结而成和谐的整体增加了作品的音韵之美，读起来琅琅上口；二是加强了寥廊冷落的感觉，加倍地渲染了使人发愁的景色，间接抒发了闺中女子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表达了一种渺茫的希望，可谓情景交融。
而在《尧民歌》中，作者便采用了直接抒情的表达方式，连环与夸张的手法写少妇相思之苦。其中的语言虽不乏典雅的一面，但从总体倾向来看，却是以俗为美。如“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表达的是少妇的闺怨情绪，怕夜晚的寂寞，偏偏夜幕又降临了，竭力想抑制忧伤，又不可能不忧伤。诗人用散文句法，使得意思显豁，明白如话，再加上“忽地”，“怎地”等口语的运用，读起来使人感到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少妇等待归人，每天以泪洗脸，“新啼痕压旧啼痕”，实在悲苦。日子就在相思中过去了，瞧，少妇身体又瘦损了，连腰带都宽了三寸。
结句塑造了一怨妇的体态，增强了形象感。在韵律上，是“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是对仗中的两句对，使曲子在优美音韵中结束。全曲大量运用叠字、叠词，含情脉脉、如泣如诉，情致哀婉动人，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