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诗人谪贬江州司马时期。此诗主要描写友人溪居的清秀景色,从去友人庐山下依山傍水的居所途中写起,层层推进,展示了优美宜人的友人住所及主客欢融无间的情景。全诗将宏观远视与近景特写相结合,鲜明地刻划了友人居处环境的优美、不俗,尤其是颈联对仗工整,想象奇妙,用典不露痕迹,于亦虚亦实之中,产生了令人神往的境界。
此诗首联写诗人途中所见,是作者接近友人“溪居”时,依次观察到的外围景色。因为是进行中看到的景物,便产生了如同现代电影拍摄中镜头向前推移那样的效果,潺潺的溪水,弥漫的岚气,茂密的森林,似乎是依次迎头扑面而来,极富层次感。镜头再往前推,则是措置有序的水栅,面山而凿的小窗。虽是短短的两句,却写了诗人次第相逢的许多意象,既显得气势阔大,又渲染了居所所在位置的幽邃。颔联是将视线推进到主人溪居的周围,是实写环绕溪居的近景。这一联通过杜鹃、芙蓉的描写,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夏秋之交时的优美境界。诗人很懂得作画构图敷彩的美学原理,选取红白两色入诗,对比鲜明,色彩效果十分强烈。同时分别用“尚开”“初结”来修饰,又造成此开彼落、绵延不绝的效果,似乎溪居永远有鲜花多情地围绕着。
诗的颈联转入虚写。溪居是依山傍水,建在庐山附近的居所,通过前面的刻划,已经造成人间仙境的气氛,这一联则更强化了这种效果。
“千年鹤”用丁令威的典故,此处借用这个典故,显示出居所的主人是个看破红尘,超然世间沧桑变化的非凡人物。“影落”句则是说,处于这个淡雅绝俗的居室中,饮酒品茶之际,亦可远眺窗外的山川景物,已是令人惬意神往之事,更为奇妙的是,远处的五老峰影却能倒映在杯子中,溪居的明净便自不待言了。此处着一“落”字,尤为神妙,似乎五老峰(庐山南面峰名)影是一个物体,会落入杯中。想象之奇,令人叹为观止。
全篇以“更愧殷勤留客意,鱼香饭细酒香浓”作结,刻画主客开怀畅饮,其乐融融的情景,进一步显示了溪居及其主人的可爱。
作品将宏观远视与近景特写相结合,鲜明地刻划了友人居处环境的优美、不俗。尤其是颈联对仗工整,想象奇妙,用典不露痕迹,于亦虚亦实之中,产生了令人神往的境界,读来韵味无穷。
陶渊明可以辞官,可以守穷,但不可一日无酒,饮酒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所以对于他来说,停止饮酒将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陶渊明却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说明自己对于酒的依恋和将要戒酒的打算。诗中每句用一“止”字,读来风趣盎然,具有民歌的情调。
这首诗大意并不难懂,总体来说是因为饮酒伤身,要“止酒”(戒酒)罢了。但这首诗的“止”字解释起来还真麻烦,如果全按“停止”(戒除)解释,“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这四句就解释不通了。“止”古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止于”,说得直白点,就是“停留在……上面”,那么“高荫”“荜门”“园葵”“稚子”就是都渊明乐意停留在这上面了。但按这个意思解释后面“止酒”又解释不通了。因为“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这两句明显是说“只知道戒了酒不爽快,但不知道戒了酒对自己又好处”。看来这篇中的“止”字,还是前后分成两个意思的。
另外,这首诗在形式上有个特点,每句都带一个“止”字。朱自清先生推测此体早已有之。既然早有此体,就应该有所留传。但在陶渊明此诗之前,又没有例子流传下来。这未免让人对朱自清的推测难以信服。清代陈祚明和吴瞻泰都认为这种每句中含有同一字的写法是陶渊明开创的。即使如朱自清所说,此前已有此体,陶也当是此体较早的作者之一。当然这种写法被后人发扬广大了。明代薄命才女贺双卿,有一首《春从天上来·饷耕》,就是这种诗词极至。
这篇赋首先描绘了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然后探讨了"士"在两难境地。最终,表现出作者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将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整篇赋着重于理论阐述,少用夸张铺叙的辞藻,即使抒情部分也比较含蓄深沉,显示出浓郁的儒家色彩,展现了作者的人格与志趣,同时也呈现了作者对世事的关怀和政治理想的陈述。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开篇便以沉重笔触感叹建功立业、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充溢着一种对生命的焦虑。接下来谈到“士”的两难处境:“士”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与“屈意从人”正相悖;而保持自我的耿介,“正身俟时”,无奈人生不永。这种生命的大悲哀直搅得人心乱如麻。静以待时将永无出头之日;刻意追求又有探求禄位之嫌,还可能事与愿违,自取羞辱。自已的努力,就像抵触篱笆的羝羊,徒然自我损伤,要足不出户又做不到心如死灰。之后谈到决定“士”的“遇”与“不遇”的关键是时代的好与坏。在作者生存的那个时代,世风崇尚以辩诈期通,而贞士追求耿介自律。这就形成社会环境与生命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士越是注重自我修养,“日三省吾身”,就越背时。世俗人情既指黑为白又人多势众,连鬼神都无可奈何,圣贤也难能为力,士就只有痛苦煎熬自我了:出门与之同流合污心有不甘,自藏其器又增不合时宜之病。而历史与现实有惊人的一致性:历史时空中的清廉之士同样没有出路。像商代的卞随与务光,周代的伯夷与叔齐这些上古贤人,他们也只能以甘守贫贱作为生命的归宿;刚烈些的,如伍员、屈原,则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士”来说,极端方式未必可取。与天下时尚相违,有可能找不到真正的归宿,这令作者忧虑彷徨。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向“返身于素业”作自觉认同——默足与幽昧,不求显达。而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同时申明此举措是理性的明智选择而非禀性褊狭之举。毕竟,追求道德完人不失为儒家提倡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道德完人的追求能使人身心肝胆如一,不用顾虑琐屑的胡须与头发的区别。
这篇赋描写了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在特定条件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矛盾痛苦。即使放在现在看,仍能感受到那时文人面临的无奈与悲哀。其中,“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这段文字豁达而令人折服,其中的阴郁和悲剧色彩也让人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