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抒情小词，着意人物心理和情态的刻画，语言精妙，委婉含蓄地抒写了伤离惜别之情。全词融情于景，清新淡雅，平易自然。
怀人之作，在古诗词中是多得数也数不清，要做到不和别人雷同实在不容易。袁去华这首《 安公子》就以其构思别致、章法新颖而独有特色。
这首词从写初春景色入手：那嫩黄色的新柳带来万物苏生的消息，同时也使词人胸中思家的种子急剧萌芽，生长。看见新柳 ，自然地想到当日离别时爱人折柳赠别的情景。柳者，留也。作者不但没有被留在家里，如今反而在外地羁留，这怎不教人睹物伤怀呢 ？再说春浅衣寒，又加上风雨，有谁又不想象中的温暖呢？所以前四句貌似写景 ，其实已笼得全篇之意。《蕙风词话》卷三说：“作慢词，起处必须笼罩全阕 。近人辄作景语徐引 ，乃至意浅笔弱，非法甚矣。”这首词虽用景语开头 ，但景中含有浓烈的感情 ，这自然除了被人讥笑“意浅笔弱”的可能 。“燕子来时”是由春天的到来而自然引出来的；而燕子来自南方，又自然把作者的思绪牵向“了在南方的家乡”并产生人归落“燕”后的感情。不过，作者没有正面说出这些意思，而只是问燕子在来时的路上是否看见了他的爱人。这一问安排得轻灵新巧，极有韵味，也极情深。况且问语中又设想爱人是在“绿水桥边路”旁的“画楼”上这不是又在暗示对方也在思念自己吗？“料静掩云窗，尘满哀弦危柱”则直写对方情绪。作者的本意是要写自己怀人，但这里却构思出一个人来怀自己的场面，这是很有意思的 。刘永济以为这种方法是来自《 诗经》，他说 ：“《 陟岵》之诗不写我怀父母及兄之情，而反写父母及兄思我之情，而我之离思之深 ，自在言外。后世词人，神明用之，其变乃多。⋯⋯先写行者念居者，复想居者思行者，两地之情，一时俱极：皆此法也。”（《词论》）
下片放下对方，又开始从自己方面叙说。庾信作有《愁赋》，全文今已不见传，尚留有“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等句。词中说象庾信那么多的愁为什么都聚在我的眉端？这是自己向自己发问，问得颇有感慨。庾信的愁，作者是从文章里看到的，这里设想聚在了自己眉端，这种想象也十分新鲜。那么多愁都在眉端 ，如何受得了？因而总得排遣，“独立东风弹泪眼”就是设想出来的遣愁法之一。只是这一句写抛泪者形象，单独看来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好处，但由于作者是在水边 ，而他的意中人也在“绿水桥边路”，所以他顿生寄泪的念头。这一想法新鲜、大胆，设想的意境又十分美丽、浑厚。假如真能寄得眼泪回去，那将比任何书信都能证明他诚挚的思念。而且因为有了这一句 ，“独立东风弹泪眼”才脱俗超尘，放射出奇特的色彩。可是语虽新奇，寄泪终究是办不到的。痴想过后 ，眼前仍旧是“ 永昼”，是“春”，是“闲”，排愁无计的主人无奈何又向自己发出“ 人倦如何度”的问题，这连续的发问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词人举措茫然的神态和无处寄托的心情，愁思之深也由此更加突出了。同样 ，“ 人倦如何度”的满意答案是没有的，“闲傍枕”就正好说明了并无度时良法，于是作者百无聊赖只好去听“ 黄鹂语”。黄鹂鸣声悦耳，是否它真能稍解苦闷呢？“ 唤觉来厌厌”，作者在黄鹂声中恍惚入睡，又被同样的声音唤醒，醒来后精神“厌厌”地，一点不振，因此我们知道黄鹂语不但没有使作者消忧，反而空添一段惆怅。“残照依然花坞”，仍用景语结尾。同开头呼应 。“念永昼”以下数句，似从贺铸《薄幸》词翻出。贺词去 ：“正春浓酒暖，人闲昼永无聊赖 。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总言愁闷无聊 、日长难度之意。而此意，晏殊《踏莎行》“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已先说破。像午睡醒时、斜阳犹照之事，人人所曾经历，但构成意境，写入词章，则非有心人不能。正如王国维所云“常人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 ，故其入于人者至深”（《清真先生遗事·尚论》），因之能作此等语者也就不止一二人。说是承袭也好，说是暗合也好，写来能大略有所变化增益便都可以留传下来。总的说来这首词的想象和构思能不落俗套，结构又十委婉曲折。《古今词论》曾说 ：“填词，长调不下于诗之歌行长篇。歌行犹可使气，长调使气，便非本色。高手当以情致见佳。盖歌行如骏马蓦坡 ，可以一往称快；长调如娇女步春，旁去扶持，独行芳径，徙倚而前，一步一态，一态一变，虽有强力健足，无所用之。”袁去华的《安公之》完全达到了这一点。
此外，这首词另一特点是下字准确、生动。比如：“嫩黄匀遍鸦啼处”一句不仅声色俱全，而且用“匀”字写颜色，一方面使人觉得处处都有春色，另一方面又仿佛是从一处匀向别处，因而色彩都并不算浓。这种著色法既符合初春的情调 ，也使色彩空灵透明 。
再如：写对方用“静掩云窗”，“掩”而且“静”则表达作者怀人已久已深的情怀 。又，“ 尘满哀弦危柱”说尘已覆琴，当然是很久已经没有去整理了；但对久不发声的弦 、柱仍然用“哀”“危”修饰，那么女主人内心的痛楚就是可想而知的。再如 ：“为谁都著眉端聚”用“都”“著”“聚”写愁，既显示了很深的愁思，又形象鲜明，似乎读者对此愁可见，可触。还有：“独立东风弹泪眼”中的“弹”字能使抛泪有声，并且正因为有了它，“寄烟波东去”才有了根据。
全词意脉清晰，结构甚巧。设想奇妙而入情，“问燕”与“寄泪”的举动为全词增加许多色彩。词之妙，主要在章法。景起景收，章法浑然。
诗人所处的盛唐时代，在繁华的外衣下隐藏着政治危机：奸邪小人把持朝廷大权，纨绔子弟凭着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甚至连一些斗鸡走狗之徒也得到了君王的恩宠，身价倍增，飞扬跋扈；才俊之士却屈居下层，无人赏识。而“读书三十年”的儒生，却“腰下无尺组”，“一生自穷苦”。
王维以这首诗来借咏西施，以喻为人。《西施咏》取材于历史人物，借古讽今。诗人借西施“朝贱夕贵”，而浣纱同伴中仅她一人命运发生改变的经历，悲叹世态炎凉，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感慨；借世人只见显贵时的西施之美，表达对势利小人的嘲讽；借“朝为越溪女”的西施“暮作吴宫妃”后的骄纵，讥讽那些由于偶然机遇受到恩宠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借效颦的东施，劝告世人不要为了博取别人赏识而故作姿态，弄巧成拙。
诗的开首四句，写西施有艳丽的姿色，终不能久处低微。次六句写西施一旦得到君王宠爱，就身价百倍。末了四句写姿色太差者，想效颦西施是不自量力。语虽浅显，寓意深刻。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写尽炎凉人眼界，不为题缚，乃臻斯诣。”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
要想理解这首诗，必须理解“五千仞岳”，于此有人说是泰山，因为泰山最高，被列在五岳之首，历代君王也多要去泰山封禅，用黄河与泰山作为中原大好山河的象征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赖汉屏认为岳指华山，理由是黄河与华山都在金人占领区内。陆游诗中的“岳”是指华山，可以从《宋史·陆游传》以及陆游的诗词中找到证据。《宋史·陆游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从中可以看出陆游收复中原的策略，就是通过四川进入陇右，先夺取长安，然后凭借关中的屏障进攻退守，像秦一样收复中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陆游把这么多心思用在这一块土地上，可见他的主张是横贯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的，那么“五千仞岳上摩天”中的岳指华山自然就最恰当了。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两句一横一纵，北方中原半个中国的形胜，便鲜明突兀、苍莽无垠地展现出来了。奇伟壮丽的山河，标志着祖国的可爱，象征着民众的坚强不屈，已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大好河山，陷于敌手，使人感到无比愤慨。这两句意境扩大深沉，对仗工整犹为余事。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句笔锋一转，顿觉风云突起，诗境向更深远的方向开拓。“泪尽”一词，千回万转，更含无限酸辛。眼泪流了六十多年，早已尽了。但即使“眼枯终见血”，那些心怀故国的遗民依然企望南天；金人马队扬起的灰尘，隔不断他们苦盼王师的视线。中原广大人民受到压迫的沉重，经受折磨历程的长久，期望恢复信念的坚定不移与迫切，都充分表达出来了。以“胡尘”作“泪尽”的背景，感情愈加沉痛。结句一个“又”字扩大了时间的上限。他们年年岁岁盼望着南宋能够出师北伐，可是岁岁年年此愿落空。他们不知道，南宋君臣早已把他们忘记得干干净净。
诗人极写北地遗民的苦望，实际上是在表露自己心头的失望。当然，他们还是不断地盼望下去。人民的爱国热忱真如压在地下的跳荡火苗，历久愈炽；而南宋统治集团则正醉生梦死于西子湖畔，把大好河山、国恨家仇丢在脑后，可谓心死久矣。诗人为遗民呼号，目的还是想引起南宋当国者的警觉，激起他们的恢复之志。
词的上片先写“伫立长堤”，纵目远眺，但见骤雨刚过的边地天晚风凉，一片萧条冷落，毫无可观，唯有塞柳掩映的急流流向千里之外的故土。开篇几句对萧条的边地风光的描绘，为全词定下了悲凉的感情基调。而随着词作的逐步展开，这种悲凉之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滔滔滚滚，联翩直下。
“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边地如此荒凉，人们却争相“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却为追名逐利。一可悲。
荡子“终日驱驱”，不觉之间已然离故乡越来越远。词句由“念”领起，“争觉”一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想来荡子终日奔走，舟车劳顿，哪里还觉得家乡渐远！行行重行行，连家乡越来越远反也不觉得了。二可悲。
过片“何意”二字，似将上片的内容化作一声悲叹，又在这声悲叹中继续抒写自己的思归之情：“绣阁轻抛，锦字难逢，等闲度岁。”没想到自己为了蜗角功名、蝇头微利竟付出了抛家别妻、温情不再、虚度光阴的沉重代价。三可悲。
“奈”字一转，贯串以下四句：无奈受尽了羁旅漂泊之苦，尝够了辗转宦游的滋味，却也再无法摆脱名利的束缚。四可悲。
“此情怀、纵写香笺，凭谁与寄。”词意再转：自己的种种情怀，纵然写在“香笺”上，又能寄给谁呢？孤寂、痛苦，却无一人可以倾诉。五可悲。
“算孟光、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语意更进一层：就算有孟光这样的贤妻，也未必能理解我，未必能理解我内心的苦衷。六可悲。
这首词是柳永失意人生的咏叹，以悲情贯穿全篇，一步紧似一步、一层深似一层地写尽了下层文人士子仕宦之途的矛盾心理和悲剧命运。
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作”，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作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作。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作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作。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