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六句写闺妇冬夜空房独宿,因而触物伤心的苦景。“青楼”,指涂饰青漆的楼房。如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本诗首句即从曹诗化出。富家楼阁,本该是宾朋络绎,且临大路,更当有车马喧闹;然冠以“寂寂”二字,则其室内室外一片清静无声、冷落寂寥之状可想而知。故首句不仅点出地点,而且入手扣题,为下文描写闺怨预示了环境气氛。次句既点明时令是冬季,在那雕画着花纹的窗子外面,但见白雪纷纷飘舞;又通过“纷纷白雪”,烘托出闺妇那凄凉的心境和纷乱的思绪。第三句承上仍写室外,少妇无聊地守着窗儿,孤寒之感已然袭上心头;当她望见池上鸳鸯双双偎依,雪寒之间犹有一丝亲热温暖,更是不免“人而不如鸟乎”之叹。故第四句一转,由室外转写室内,由鸳鸯双联想到自己孤独。你看她,情不自禁地回顾室内:空荡荡的闺房中,唯有那罗帐里面的苏合香,在默默地燃烧(“然”同燃),平添了几分房栊空寂的气氛。一个“空”字,生动传神,既渲染出环境的虚空,也暗示出人物心境的空寂。在这寂寞的重压之下,她反而感谢那道屏风解人情意,将那撩人愁思的窗外明月遮障,令自己不至于由于月圆人不圆而弥加哀怨。她的心情也扭曲了:明明是害怕黑暗孤寂,不敢熄灯,她却恨那盏青灯冷酷无情,惨淡的碧火直射着孤眠之人,愈增其形影相吊、茕独凄惶的苦楚。这二句用拟人的笔法,移情入景,将思妇的凄楚,写到极为委婉深曲。
“辽西”二句,忽又荡开一笔,将空间推移至几千里之外,设想边塞丈夫的情景。这位闺妇由眼前江南的“纷纷白雪”,自然联想到丈夫所处塞北的严寒:由长期的音沉信杳,自然想到路遥难通的缘故。她想:辽西边境早已是天寒水冻,冰天雪地,那里的春光恐怕极少停驻吧;蓟北塞外,离江南相隔好几千里,即使丈夫托鸿雁传书,但由于千山万水的阻隔,音书也很难送到啊!二句从对面着笔,设想对方的寂寞相思和雁书难寄,不仅表现出彼此的心心相印,而且把闺妇的痴情思念再度推进了一层。
结尾二句,写闺妇殷切地期望以及深沉的忧虑:她希望丈夫早日度过关山,回到自己身旁,以慰己心;她提醒丈夫应当时刻想到,妻子虽正处在青春妙龄之际,妻子虽正处于青春妙龄之际,然而韶华易逝,红颜易衰,正如桃李花开,只能保持短暂的鲜艳妍美一样,随着春归,它又将凋谢零落。因此,千万要珍惜青春,不要错过时光。二句又由边关收到眼前闺房,与前文关合呼应。运用了暗喻和夸张的手法,愈见得思妇忧愁之重与盼归之切。
此诗所写景物皆是闺妇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感,因而无不饱含闺妇强烈的感情色彩,成为其内心的物外表现,堪谓情景交融,形神兼备。通篇对仗工整而又自然。
这是一首艺术上颇具特色的诗。
特色一:托物寓意,松兰明志。这首诗首句就高歌“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极度赞美“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的高洁傲岸的节操。赞颂之情,意犹未尽,诗人又盛赞孤高的鸾风、明洁的珍珠,并以形陋质卑的萧艾、鸡、沙砾等物与之对比映衬,越发使得兰松等物的高风亮节、清操美德熠熠发光。在赞美和鄙视中,诗人托物寓意,形象地表明了自己峻洁孤高的心迹和晚节。表明了自己愤世嫉俗、不与卑劣小人同流合污的傲骨。李白虽屡遭挫折,困顿穷窘,却仍一如既往:“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要作“独立自萧飚”的“南山松”(《古风》第四十七),傲然不同,不失孤直本性,不失高尚志节。
特色二:借事抒怀,用典表情。诗人长安被黜之后,浪迹天下多年,而今流落江南,正处于“寂寂还寂寂”的无路可走的寂寞痛苦境况中。诗人欲向常赞府倾诉衷肠、一吐怀抱,以求得知己好友的同情和支持。诗中就借古事,用典故,较好地抒发了这种沉郁深擎的感情。诗人之所以向常赞府“真堪写怀抱”,是因为视其为意趣相投的“同心人”。作为“远客”的诗人是高滔的松兰,作为主人的常赞府也是惜才的“名贤”。“松兰相因浓”,“鸾与鸾同枝”,贤才俊士理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写,既与诗前句孤高的自我形象紧相勾连,又让主人的“名贤”形象与之相映生辉,为诗人倾吐心事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其落脚点在一个“贤”字上。而诗人向好友“倾倒”的“方寸心”,是用“虞卿弃赵相”、“壮士死田横”、“长铗归来乎”三个典故来表达的。诗人用典喻意极明,将主人“好贤”品德推崇至极点,把自己欲得同情、欲求支持之情表达得更为明白。三个典故侧重点不一,却以一个“贤”字贯通,极精当地披露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怀抱胸襟。
总之,上述两种手法的运用,使此诗形象生动,寓意深邃。它们既囊括了原物、原典之形象和内涵,又注入了新的形象和内容,诗人处置恰当,熔铸有方,故极生动精确地塑造了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抒发了自身深沉含蕴的内在情感。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境界苍凉,寄意深远。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城郭依旧,人事全非。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