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面上看是一首伤春的词,实质上是一首借伤春入笔,抒发词人对“故苑春光”无限怀念的抒情词。这种伤春不仅仅是感叹春光的流逝,而是寄寓了词作者对往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昌明盛世的深切怀念。
上片抒发伤春的情感。首句十五个字,写出了几番风雨过后,白花洞,春色逝的凄凉景象,词人触景伤情,思绪联翩,无限怅惘涌上心头,由春光的流逝,想到了美好岁月的不再,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起句“几番风雨”,点出春光不再的原因,“不见”二字,道出词人对春光的寻觅与留恋,当那嫣红的海棠与如雪的梨花确实已“不见”时,无限的惘怅便自然而然地涌上了词人的心头。他希望仍然能够看到那“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生机盎然的景象,但却终是“不见”。因此才有了后面“底事胜赏匆匆”的问句和“酒肠窄”的自怨之词。“更笑老东君,人间客”。因春之消逝而嘲笑司春的老东君象是匆匆来去人间的过客,转瞬即逝。明明是无尽的惘怅与留恋,却偏偏用了一个“笑”字来传达,所谓强颜欢笑,读来更是让人心酸。
下片转为剖示词人的心理情态。虽然是胸中愁肠百结,但幸有新翻的笛曲,酩酊大醉后的信手挥毫,以及那醉望中的“倚栏人”,似还可以帮助词人荡除心中的烦恼与忧愁。可是,“倚栏人”只是似曾相识,词人心中那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被失望之水熄灭了。
“旧梦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阵迹。落尽后庭花,春草碧。”则是点晴之笔。道出了昔日燕京的繁华与故苑后宫此时的荒凉萧条。句式凄绝哀婉,道出作者的国势不振,国家的衰亡而无限感伤。在国家危难之时,词人追忆往日的繁荣昌盛,感叹盛世的不再,心中不禁悲凉无限。这也是他伤春的真实用意。
全词意境清幽,语言浅近,虽淡淡着笔,言外却有无限感怆,读来意韵绵长。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稼轩以“凭陵上司,缔结同类”的罪名,罢居上饶已经将近三年了。所以词中处处把李之入任,与己之罢闲,双双对照写来,一喜一忧,缠绵悱恻,寄意遥深,感人心肺。
起两句,“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点出李之入蜀与己之送行,双双入题,显得情亲意挚,依依难舍。“登天”虽借用李白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却暗含此行之艰难;虽是王命,何尝又不是小人的挟嫌排挤,有如远谪?所以他这阕词写的极其沉郁,这开头无异已定下了全词的基调。“一杯”,何其简慢;看似淡语,然而却是至情的无间;流露出君子之交,一杯薄酒足矣。没有华筵歌妓,也没有清客的捧场;只有两个知心的朋友一杯相对,则这“一杯”二字,不仅写出了友情之深,亦且写尽了世态之薄。笔墨之力量如此,则这“一杯”也就不少了。
“绣衣”,是对“提刑”的美称。汉武帝时,派使者衣绣衣巡视天下,操有生杀之大权,称为绣衣直指。李正之提点刑狱公事,也负有司法和监察的任务,所以稼轩也借以称他为“绣衣使者”。
三、四句:“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点出“中年”,是时稼轩45岁,正是“不惑之年”,大有作为的时候。然而“多病”,这一“病”字,包含就多了,更何况“多病”。稼轩正当中年,而一放就是三年。又正是祖国被侵占的时候,自己又有才能去驱除外侮,却非要闲置如此,内忧外患,不能不“病”。所以他才用“还自叹”三字领起下面两种难堪:已是自己闲置生愁,怎当堪用的同志又遭远调,离开了中央,这一来抗战派淘汰将尽矣。所以这种离别,不止友情,更关系国家的命运,才是最大的痛楚。
五、六两句,按词律要求,是要用律句的对仗格式。他巧妙地安上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都是关于蜀的故事。切题已难,而寓意得妙更难。他却举重若轻,正是有一肚子的学问。“还北看惊”者,是还北方的大好河山,沦入异族之手,正应当像诸葛亮请求出师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着一“惊”字,有三层意思:惊山河之破碎;惊投降派的阻挠;以至惭愧得都怕(惊)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了。然而却反其“道”而行之,让李正之去西南的巴蜀“更草相如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使路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这里着一“更”字,透露出了不出师还北之恨未已,而又要被强迫到西南去镇压人民。恨上加恨,这个“更”字把一个南宋小朝廷的那种对敌和,对己狠的心态暴露无遗。下字非常生动而有力。
七、八两句,“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正是双方的小结。自己废置无聊,而李又任非其所。而“把功名收拾付君侯”的,是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土有责的,和稼轩自己只能耕种以自适的“稼轩居士”不同,终究还是可以期望以“功名”的。然而稼轩之所以期望于李的功名,不是铁马金戈,不是临刑的鬼头刀,而是如椽之笔!因为李正之是提刑,他那红笔一勾,是要人命的,虽不能法外开恩,也要慎之又慎。所谓“况钟之笔,三起三落”。在这六年前,稼轩也曾有过“按察之权”,而他当时却向皇帝上过《论盗贼札子》,他就曾非常精辟地说过剿“贼”之害。他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用笔,即亦“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能如此,那于国于民也就算是功名了。言来令人欲泪。
过拍起首四句:“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儿女泪”是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末二句:“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之意。“能”,这里读去声,宁可的意思。这里是说:与其有作儿女哭泣的时间,倒不如听我说一说你要去的荆楚这一路的风光吧?以此换头,过度到下阕,一荡上阕愁闷的情绪。用“要新诗准备”贯串“庐山色”、“赤壁浪”、“铜堤月”。不过这看似闲情逸趣,何等潇洒。其实这正是上阕的“表”与“檄”的内含。下阕怜南,也正是上阕的思北。“荆楚路”这一带是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如此美景,宜爱宜惜。爱,就要珍重它;惜,就要保护它。特别作为北方的游子,当提到这些南方的美景时,不能不有一些思乡的酸楚夹杂于胸中。总之,只因是一个分为两片的祖国横亘在胸中,所谓“新诗”,当也是长歌之恸。以此相勉,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正是痛心的变异。以此寄人,不仅见趣,亦且见志。多么委宛而深厚有致。
最后点明时间。李正之是十一月入蜀的,所以他说“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是彼此双方的互勉,仍以双双作结。
这一段看似白描,似乎没有多少深意。其实如果联系历史背景,是仍然可以感到话外之音的。“正梅花万里雪深”,“梅花”是他们,又是传递消息的暗示。所谓“折梅逢驿使,送与陇头人”。“万里雪深”是写彼此的间隔,也是彼此的处境。所以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但不论地理的或心理的,造成可以间隔而寂寞的,终归是政治的原因。是投降派对于他们的打击。那么,在这样个废弃与远戍的道路上,他形象地即情即景,用“万里雪深”,彼此的一切,俱足以包之了。而要相互勉励莫相忘并不断传递消息的,那当然是人,所以“须相忆”是彼此的。既是人,又是事。而这人事,正是他们“志”的结集,所“须相忆”者,仍是祖国恢复之大业。因此,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即抗战派在被迫流离失所时,仍在呼喊着团结。甚至可以说,通篇都是在告诫着不要忘了抗战的事业。这样分析是有心理依据的。在共同斗争中因失利而不得不分手的战友,临岐执手勉励莫相忘时,他们思想里起作用的第一要素应是斗争失利的耻辱与磨砺以须的豪情。
战友在一起当然比分散开好。他知道,投降派又何尝不知道。以是他们之间的“离别”就成为“不堪”的了。“不堪”二字,伤心之至:已不成军,不堪遣散。通篇都是对于抗战事业的悼念与惋惜。甚至连那一滴儿女泪,也要他收起,这样的心肠,要以江山为念,真正是情深意厚。
此文通过描写两个小孩争辩太阳在早晨和中午距离人们远近的问题,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探求和独立思考、大胆质疑、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这则小故事用对话贯串始终。全文以孔子的见不能决为贯串线索,颇有条理地叙述了两小儿辩日的过程。
先写两个小孩分别就太阳距离人的远近鲜明地提出看法,引人思考。
接着又分别摆出根据。两人互不相让,都使用反问句式,扣住了题目中的“辩”字,增强了论辩性。
“笑”在原文中显然有“讥笑”之意。至于该不该“笑”,也可以从多方面看。若从作者为道家,孔子为儒家来看,显然要“笑”孔子;但若从孔子的态度来看,又不该“笑”了,因为孔子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并没有“强不知以为知”, 为什么要“笑”他呢?“孔子不能决”告诉人们,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孔子不能决”还告诉我们,孔子那样的大学问家,尚且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知识是无穷尽的,什么人都应该不间断的学习,不放弃探求。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面对两小儿的争辩而不妄加决断,正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两小儿善于观察常见的生活现象,从中发现问题,引发思考;也可以从两小儿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结果自然就不一致;说明他们平时注意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具有多元化思维;同时他们也具有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科学精神。本文同样深刻阐述了“学无止境”这一道理。
事实上,现代科学已经对这种现象有了科学的解释:早上和傍晚,太阳角度低,穿透的大气层很厚,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很大,光路弯曲显著,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大;中午太阳角度大,穿透的大气层相对较薄,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较小,光路弯曲没有早上和傍晚明显,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觉得小了。此外,当太阳在早上的时候是从地面升起,而远处的屋子或山正和那大太阳成了一小一大的鲜明对比,而在中午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跟它对比,显然就会显得小,这是我们的肉眼骗了我们。而且由于地球形状、大气层、运行规律等自然因素,简单运用生活规律或生活常识去解释是无法作出正确解释的。但作出正确解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的正是“两小儿”和孔子的这种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实事求是的精神。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