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这一首诗用典十分精妙,读者不知典故内容,并不妨碍对诗歌大意的理解;而诗歌的深意妙趣,则需要明白典故的出处才能更深刻地体会。
第一首前两句写杨家庭院之景,上句写庭院的洁净,下句写庭院的秀美。后两句写杨家周围的自然环境。本诗描写湖阴先生庭院和环境之美,也赞扬了湖阴先生爱勤劳、爱洁净、爱花木和热爱自然山水的良好品性和高尚的情趣。 本诗的特点是熔写景写人于一炉。全诗写景,前两句是庭院之景,干净无苔是由于主人的“长扫(经常打扫)”,“花木成畦”是由于主人的“自栽”,写景又写人。
后面句写自然环境之美,水“将绿绕”,山“送青来”,自然山水如此有情,也表现了主人爱好山水的情趣。描写景物亦以表现人,写景见人,人于景中,表现了客观景物的美,又写出了人的美,颇有一箭双雕的感觉。
其次运用映衬和拟人手法。如果说庭院的美是人工创造的美,那么环境的美是天然施设的美。两者互相映衬,组成了一幅内与外、人造与天然美结合的完美的境界。特别是后面一联,把山水拟人化,青山为主人送来秀丽的风光,居然闯门而入,把主人对自然景物的爱和自然景物对主人的爱融和一起,生动地表现了主人爱美的情趣,因而成了传诵的名句。
“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过去人讲王安石此二诗,只注意其第一首,其实第二首亦有佳处。第二首的佳处,乃在作者眼耳自身的通体感受,都被浓缩在二十八字之中。所写虽片刻间景象,却见出作者体物之心细如毫发。“桑条索漠”犹王维《渭川田家》所谓的“蚕眠桑叶稀”i指桑叶少而显得冷落无生气,属枯寂之静态,“柳花繁”者,犹晏殊《踏莎行》所谓的“春风不解禁杨花,乱扑行人面”,属缤纷之动态:此一句诉诸视觉。“风敛余香暗度垣”乃写嗅觉而兼及触觉,不但花香入鼻,连微风送爽也写出来了。第三句写午梦初醒未醒时偶然听到鸟啼,则在写听觉时兼涉愈觉。最后一句点明身在何处,却从反面说开去。这末一句不仅写出作者同杨德逢彼此不拘形迹,而且连宾至如归的情意也和盘托出,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了。
总之,此二诗前一首于着力处见功夫,后一首却于平淡处见火候。必两首连读,始能察作者谋篇之妙。只选一首,似不无遗珠之憾。
此诗是赋得体,无论是赋诗得题,还是赋诗得句,总之是拟作。自六朝至唐代,拟此者代不乏人。诗人拟之,自是一次学诗演练。
首句“自君之出矣”,即拈用成句。良人离家远行而未归,表明了一个时间概念。良人离家有多久,诗中没有说,只写了“不复理残机”一句,发人深思:首先,织机残破,久不修理,表明良人离家已很久,女主人长时间没有上机织布了;其次,如果说,人去楼空给人以空虚寂寥的感受。那么,君出机残也同样使人感到景象残旧衰飒,气氛落寞冷清;再次,机上布织来织去,始终未完成,它仿佛在诉说,女主人心神不定,无心织布,内心极其不平静。
以上,是对事情起因的概括介绍,接着,诗人便用比兴手法描绘她心灵深处的活动:“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古诗十九首中,以“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直接描摹思妇的消瘦形象,写得相当具体突出,而在这里,诗人用皎皎明月象征思妇情操的纯洁无邪,忠贞专一。“夜夜减清辉”,写得既含蓄婉转,又真挚动人。比喻美妙贴切,想象新颖独特,使整首诗显得清新可爱,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