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作品里多次提及华山,应是因为“华山天下险”,令人神往。《好事近》便是一篇神游之作,与其屡屡表现的家国之思不同的是,这篇词作表达了为民谋福的愿望。
上片写词人幻想的登山情形。“秋晓上莲峰,高蹑倚天青壁。”“莲”的意象常见于佛教文化,与后文提及的“禅龛楖栗”相映成趣。前两句道明词人登莲花峰的时间是在秋天的早晨,而“倚天青壁”则形象地勾勒出莲花峰高耸入云、苍青一色的神韵,开阔了词文的意境,映照出词人旷达的胸襟。“谁与放翁为伴?有天坛轻策。”此词中另一主角在此登场,即被词人称作伴侣的“天坛轻策”。“天坛”,在传说中是天神聚会之所,可见词人不仅仅是神游,更有神话色彩。在词人看来,取自“天坛”、由轻藤制成的拐杖,蕴涵着无穷神力,成为词人神游时的至宝。雕鞍尚配宝马,这拐杖既是神物,其拥有者的形象也被幻化得似人又似神,但词人的想象力远不止此。
下片是词人由拐杖而生发的更加离奇的浪漫幻想。“铿然忽变赤龙飞,雷雨四山黑”两句化用晋人葛洪《神仙传》中关于费长房的典故。在这里,词人将“天坛轻策”化而为龙,去施云布雨。“铿然”二字尤言巨响声中,“天坛轻策”化而为龙,为这一转化增添了神话色彩,同时也渲染了气氛——顷刻间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造就出神龙天降的应有条件。尤其“四山黑”三字,既是说阴云低垂,遮光蔽日般笼罩,同时也烘托出神龙出现时的神秘情境。“谈笑做成丰岁,笑禅龛楖栗”紧承前两句,写千里沃野受到神龙布雨的润泽后,辛勤一年的农民终于获得了丰收,“谈笑”二字言其轻巧简单;相较于此,“禅龛楖栗”终日陪伴着僧众们诵经念佛,却是百无一用。这两句是词人对佛家、僧人的嘲笑,倘与词人生平志愿相联系,说他在暗讽朝廷偏安江左,不图恢复,也不为过。
整篇词从头至尾以情景相互交替的手法写出,但是在细读之后又可以发现景语之中有情语,情语之中含景语,情景相生相系。全词的风格浪漫恣肆,将万丈的豪情和高远的景象紧密结合,绘制了一幅激情品扬的图景。
这首诗颂扬张浚指挥有方,号令畅达,致使宋军的声威震撼天下、包括北方原境内外的各个角落。这首诗不是一般的赠送酬答之作,而是一首雄伟嘹亮的进行曲,一首爱国主义的佳作。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号令是北伐出师的号令,天声是大宋天朝的声音,这声音,北方遗民父老盼了好久好久,范成大《州桥》诗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有了这样的基础,北伐号令一出,即如飓风雷霆迅速传播,很快震动了最北边的角落。用这种天风海雨之势超笔,充分衬出民心士气的雄壮和誓复故土的决心,使全诗充溢着高昂亢奋的情调。
“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预言战事,充满必胜信心;“长驱”、“直捣”,势如破竹;“河洛”、“燕幽”,渡黄河是恢复宋朝旧疆,向燕幽则还要恢复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这乃是大宋自太祖、太宗而下历代梦寐以求、念念不忘的天朝基业!
“马蹀阏氏血,旗袅可汗头”,用马蹄践踏阏氏的血肉,把可汗的人头割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阏氏”、“可汗”这里指金朝侵略者。这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践踏之的痛愤,不正是《满江红》词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另一种说法。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想象凯旋的情景,其发自内心的喜悦,也正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相似,表达了岳飞长期的夙愿,也是他和张浚的共同理想。
全诗气势高昂,声调铿锵,充满着浓厚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豪迈雄壮的英雄主义气概。
诗人所处的盛唐时代,在繁华的外衣下隐藏着政治危机:奸邪小人把持朝廷大权,纨绔子弟凭着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甚至连一些斗鸡走狗之徒也得到了君王的恩宠,身价倍增,飞扬跋扈;才俊之士却屈居下层,无人赏识。而“读书三十年”的儒生,却“腰下无尺组”,“一生自穷苦”。
王维以这首诗来借咏西施,以喻为人。《西施咏》取材于历史人物,借古讽今。诗人借西施“朝贱夕贵”,而浣纱同伴中仅她一人命运发生改变的经历,悲叹世态炎凉,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感慨;借世人只见显贵时的西施之美,表达对势利小人的嘲讽;借“朝为越溪女”的西施“暮作吴宫妃”后的骄纵,讥讽那些由于偶然机遇受到恩宠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借效颦的东施,劝告世人不要为了博取别人赏识而故作姿态,弄巧成拙。
诗的开首四句,写西施有艳丽的姿色,终不能久处低微。次六句写西施一旦得到君王宠爱,就身价百倍。末了四句写姿色太差者,想效颦西施是不自量力。语虽浅显,寓意深刻。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写尽炎凉人眼界,不为题缚,乃臻斯诣。”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
作者胸蓄大志,身怀书策,奔走长途,求取功名,意欲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屡遭碰壁和白眼后,只得黯然地返回故园。其心中的感慨悲愤,自非数语可尽,故此作采用了带过曲的形式。由〔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合成的“述怀”,恰如一支三部曲,分别述写了忆昔、感遇、反思的内容,奏出了失意士子心中的悲歌。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曲有两个特点较为明显。
一是在遣词造句上,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前人成句的含义,所谓“语出有据”,其实也就是在追求“辞雅”。除了注释中所提及的以外,如“尘生釜”,用《后汉书·范冉传》“釜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语;“吞吴”用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并州”句用李白《少年行》“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意;“暗投珠”,用《史记·邹阳传》“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等。这种舞文弄墨与曲的本色格格不入,却是文人作曲的普遍习惯。积渐下来,倒也造成了“文人曲”、“案头曲”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曲意的凝练雅饬。例如本篇中的“三匝乌,千里驹,中原鹿”,“常怀卞玉,敢引辛裾”,就不能说一无可取之处。
二是在意象的跨跃上比较自由,东鳞西爪,几乎有点近于现代的“意识流”。作品前三句叙述自己不因贫困而堕失壮志,四至六句即转写时光流逝、群雄争展骥足的外界形势,七、八句述出失意还乡的事实,九至十三句又表陈自己一旦得官遂志的假设,接下去则以六句诉说当下“羞归去”的感想。结尾“欲赋生来惊人语,必须苦下死工夫”的接入更奇,既似自勉,又似自嘲,总之是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思绪万千,意到笔随;不过平心而言,更多的则是体现着倚声填词硬性凑泊的影响。词、曲都有形式决定内容的一面,〔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句密韵促,恰恰迎合了作者在浮想联翩中“述怀”的需要。
上述两个特点本身都不能作为优点提倡,然而本曲结合自身经历痛诉肺腑,在元散曲述怀题材中不失为激愤之作,所以将它作为这一类型的一则代表而予以选入。
读这首诗,容不得人情感上有所酝酿,劈头便为一派浓重的忧愁所笼盖——一个苍莽悲凉的秋日,一场郁郁无欢的怅饮,本已令人愁闷难耐。何况还有那吹不尽的秋风,老是在帐外“萧萧”地响,更教人愁杀。“秋风萧萧愁杀人”,这一句突发的啸叹,正将主人公心头的万缕愁绪,化作烈烈秋风,“苍茫而来”,立时令人生出一种“不可遏抑”的困扰之感。“出亦愁,入亦愁”,则以细节刻画,抒写愁苦中人的坐立不安。不禁使人感到,那困扰着主人公的忧愁,竟怎样难以趋避、无可摆脱。受这困扰的,不止主人公一人:“座中何人谁不怀忧?”既称“何人”,又加“谁不”,这双重反问告诉人们:那忧愁正如病魔一样,已侵袭到所有在座者的心腑。使主人公所对无非忧者、所闻无非愁叹——这样的日子,真能耗蚀人的青春,加速衰老之期的到来。难怪主人公要发出“令我白头”的幽幽哀叹了。
以上一节,一味写“愁”,使人来不及细想,先就浸染上了那摆脱不开的忧愁。读者不免要问:诗中主人公是谁?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忧愁?第二节诗,正为读者解开了疑团:“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胡地”,即塞外胡人居处之地。主人公既呼之为“胡”,可见他自己不是胡人。联系下文“离家日趋远”一句,可知主人公应是远离家乡、出塞戍守的汉卒。对于初到塞外的旅人来说,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异域风光,实在是新鲜而奇妙的。但作为戍卒而久居胡地,看惯了浩瀚的黄沙,见不到几多绿意。秋冬之际,唯有呼啸的飚风,时时摇撼着稀疏的高树。那滋味可就大不好受了。它们所能勾起的,只能是千重忧虑、万里思情。读到这里,读者便可恍然大悟:主人公之所以“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之人之所以“谁不怀忧”,那都是心揣着有家难归的万里离思的缘故。在这样的断肠人眼中,无论是“飚风”,无论是“修树”,触目间全都化成了一片愁雾。故此二句看似写景,实亦写愁,正与上文“秋风萧萧愁杀人”相应,将满腹的忧愁“外化”了。
如果说,忧愁可以催人衰老,它首先带给人们的,则是憔悴和消瘦。“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诗中的主人公,正因为飘泊异乡、离家日远,被愁思消磨得茕茕骨立了。但诗人却不肯明言,而是巧妙地运用“衣带”之“日缓(松)”,以反衬主人公身躯的日见消瘦,写得含蕴不露而哀情深长。一位形销骨立的戍卒,就这样独伫于塞外荒漠,默默无语地遥望着万里乡关:“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不是无语可说,而是心中塞满了愁思,纵然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要描述这样一种痛苦之状,笔墨是难以胜任的。但人们在极度痛苦之中,想象力就往往特别活跃,笔底口中便常常跳出奇语。《卫风·河广》的主人公,在眺望黄河彼岸的故国时,思归心切,就唱出了“谁谓河广,一苇杭(渡)之”的奇句。而这首歌的主人公,为抒写胸中难以排遣的痛苦,竟想出了“肠中车轮转”这一奇喻。用滚滚车轮在肠中的转动,写主人公无可言传的曲曲愁思,真是形象得教人吃惊。也正因为如此,戍卒那离家万里的痛苦怀思,才以更强的力度震荡了读者的心弦,使人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
有人认为,《古歌》所抒写的,是“游子天涯之感”,恐怕不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它应该就是“胡地”戍卒的思乡怀归之作。东汉曾多次对羌人用兵,战争均延续十数年之久。朝廷之将贪功而无能,至使离乡征戍之卒“进不得力战,退不得温饱”,大批丧生于“胡地”、边境。这正是《古歌》之类思乡之作产生的背景。这首歌熔抒情、写景于一炉,在“秋风萧萧”中抒写困扰戍卒的愁思;又将它融于异乡的修树、荒漠的飚风之中,变得更加蓬勃、纷扬;最后忽设奇喻,将其化为辘辘车轮,在肠中滚转不已。如此形象的情感抒写,显示出汉乐府民歌在抒情艺术上已有怎样长足的进步。能够与它比美的,在汉代,恐怕只有“长于抒情”的《古诗十九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