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旌舒晓日，绿锦障西风。
雨砌珠佩委，风檐翚扇重。
主人培壅厚，未肯畏严冬。
翠旌舒晓日，绿锦障西风。
雨砌珠佩委，风檐翚扇重。
主人培壅厚，未肯畏严冬。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
《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李白游秋浦时。
该诗描述的是李白在清溪江石上独自喝酒后的所思和所想。此诗前四句以入声韵写诗人携酒独上江祖石及石之悠古，后六句以上声韵写其愿效东汉严光(子尺)不受武帝征召而归钓富春江和友人权昭夷隐迹山中之高格，并从侧面映衬出清溪风光之美。
王琦谓“江”字下“似缺一祖字”。《一统志》：“江祖石在池州城南二十五里，有一石突然出水际，其高数丈，上有仙人迹，名曰江祖石。”
权昭夷：天水人，事迹不详。李白《独酌清溪江[祖]石上寄权昭夷》诗，约作于天宝十三载(754)。又《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诗，云：“顾侯达语默，权子识通蔽。”“权子”即“权侯”，当即权昭夷，与上诗为同时之作。又《金尺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云：“而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证知权十一即权昭夷。此序约天宝十四载(755)作于金尺。
江祖石：有今安徽池州市西南清溪河北岸，今属里山乡里山村。因“形似古渡江神”故名“江祖”。石面朝清溪，与万罗山隔溪峙立，背靠江祖山。李白《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有“我携一樽酒，独上江祖石”。《秋浦歌十七首》(其九)有“江祖一片石，青天扫画屏”。(其十一)有“逻人横鸟道，江祖出鱼梁”。
这首怀古吊今之作，既怀战国时大梁侯嬴之史事，又吊友人侯朝宗之事迹。作者何以借“怀古”而“兼吊侯朝宗”呢？因为侯朝宗既与侯嬴同姓，且又同具肝胆意气。
在结构上，前六句集中“怀古”。首联借描写时代背景而点明“怀古”，把思绪推向历史的纵深。“河洛风尘万里昏”，中原大地风尘万里，河洛一带战乱不息。面对这苦难的多事之秋，诗人不禁思潮涌起，自然思念起“贻书约终隐不出”的友人侯朝宗，并联想到战国时代曾隐身为夷门监者的侯嬴：“百年心事向夷门。”这就将“怀古” 与“吊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对时代的感叹、对古人的追忆，隐含于对史事的回顾之中了。
二、三联描写 “怀古” 的具体内容，借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之事，以表现其肝胆意气: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侯嬴家境寒微，七十多岁时为大梁夷门监者，但为人修身洁行。信陵君欲厚遗之而不受，便置酒大会宾客，亲自乘车迎为上客。当信陵君欲救赵而苦无兵权时，侯嬴为之献策，使曾受信陵君旧恩而图报的魏王宠妾如姬窃得兵符，并推荐市中屠者朱亥，杀死受魏王旨意观望不前的魏将晋鄙夺得兵权，终于击退秦军而保全赵国。当信陵君出发时，侯嬴因年老不能随军上阵而自刎。诗人通过对这段史实简洁的描述，使侯嬴的形象既豪迈雄放，又慷慨悲壮。尤其是 “多见”与 “几人”的鲜明对比，不仅生动地突现出侯嬴的肝胆意气，而且倾注了诗人的一腔赞颂之情，也从而在“怀古”之中，透露出 “吊今”之意。因为在诗人看来，侯朝宗在明末动荡之中，积极入复社，严正斥宦宫，抨击奸党，匡扶明室，具有和侯嬴同样的肝胆意气。因而才引出末联的正面 “吊今”，以侯嬴指代侯朝宗。
末联虽正面吊今，却又不是礼赞式地哀悼，而是对自己 “死生终负侯嬴诺” 的深深自责。对侯朝宗这样有肝胆意气的英雄，自己却 “为世所逼，有负宿诺” ，入清后官至国子祭酒，晚年虽告假归里，但终以仕清为耻。诗人曾痛心疾首地说：“误尽一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当然就对有负于侯朝宗之诺感到深深的愧恨了。这种愧恨之情，在 “欲滴椒浆泪满樽”一句中得到了真切生动的表现。末联的正面吊今，使诗作思念友人的题旨更显得深邃、隽永。
由于诗人借 “怀古”以 “吊今” ，“怀古” 与 “吊今”相互交织，情蕴深厚。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