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失意宫女生活的孤寂幽怨。
前两句已经描绘出一幅深宫生活的图景。在一个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轻罗小扇扑流萤”，这一句十分含蓄，其中含有三层意思：第一，古人说腐草化萤，虽然是不科学的，但萤总是生在草丛冢间那些荒凉的地方。如今，在宫女居住的庭院里竟然有流萤飞动，宫女生活的凄凉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二，从宫女扑萤的动作可以想见她的寂寞与无聊。她无事可做，只好以扑萤来消遣她那孤独的岁月。她用小扇扑打着流萤，一下一下地，似乎想驱赶包围着她的孤冷与索寞，但这是无用的。第三，宫女手中拿的轻罗小扇具有象征意义，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没用了，所以古诗里常以秋扇比喻弃妇。这首诗中的“轻罗小扇”，即象征着持扇宫女被遗弃的命运。
“天阶夜色凉如水”中“天阶”指皇宫中的石阶。“夜色凉如水”暗示夜已深沉，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民间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嫁与牵牛，每年七夕渡河与他相会一次，有鹊为桥。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宫女久久地眺望着牵牛织女，夜深了还不想睡，这是因为牵牛织女的故事触动了她的心，使她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也使她产生了对于真挚爱情的向往。可以说，满怀心事都在这举首仰望之中了。
梅圣俞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见《六一诗话》）这两句话恰好可以说明此诗在艺术上的特点。一、三句写景，把深宫秋夜的景物十分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冷”字，形容词当动词用，很有气氛。“凉如水”的比喻不仅有色感，而且有温度感。二、四两句写宫女，含蓄蕴藉，很耐人寻味。诗中虽没有一句抒情的话，但宫女那种哀怨与期望相交织的复杂感情见于言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
这首诗构思巧妙，语言质朴流畅，感情蕴藉婉约，艺术感染力很强，颇能代表杜牧七绝的艺术成就。从形式和结构上看，全诗描物写景与叙事抒情相结合，呈现出灵动之姿，颇动人心魄。前者旨在为后者营造氛围，后者意在为前者规范意蕴，两者相互衬托融为一体。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从军行”是乐府古题。此诗写当世之事，由于怕触犯忌讳，所以题目加一个“古字”。它对当时帝王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径，加以讽刺，悲多于壮。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一、二句是说，白天士卒们登山观察报警的烽火；黄昏为了饮马他们又靠近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三、四句是说，行人在风沙昏暗中听到刁斗敲击的凄厉声，又听到远嫁乌孙国的汉家公主的幽怨的琵琶声。
诗一开头首先写紧张的从军生活，白天爬上山去观望四方有无举烽火的警报；黄昏时候又到交河边上让马饮水（交河在今新疆吐鲁番西面，这里借指边疆上的河流）。三、四句的“刁斗”，是古代军中的铜制炊具，容量一斗。白天用以煮饭，晚上敲击代替更柝。“公主琵琶”是指汉朝公主远嫁乌孙国时所弹的琵琶曲调，当然，这不是欢乐之声，而只是哀怨之调。一、二句是写“白日”、“黄昏”的情况，那么夜晚又如何呢？三、四句接着描绘：风沙弥漫，一片漆黑，只听得见军营中巡夜的打更声和那如泣如诉的幽怨的琵琶声。景象是多么肃穆和凄凉！“行人”是指出征将士，这样就与下一句的公主出塞之声，引起共鸣了。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五、六句是说，野营万里广漠荒凉得不见城郭；大雪霏霏弥漫了辽阔无边的沙漠。
这里诗人又着意渲染边陲的环境。军营所在，四顾荒野，无城郭可依，“万里”极言其辽阔；雨雪纷纷，以至与大漠相连，其凄冷酷寒的情状亦可想见。以上六句，写尽了从军生活的艰苦。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七、八两句是说，胡地的大雁惊飞着哀鸣不停；胡人的士兵痛哭着个个流泪滂沱。
诗人并不从正面点出“行人”的哀怨之感，而是别出机杼，背面敷粉。胡雁胡儿都是土生土长的，尚且哀啼落泪，何况远戍到此的“行人”呢？两个“胡”字，有意重复，“夜夜”、“双双”又有意用叠字，有着烘云托月的艺术力量。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九、十两句是说，听说玉门关的交通还被关闭阻断，大家只得豁出性命追随将军去拼搏。
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谁不想班师复员呢？可是办不到。“闻道玉门犹被遮”一句，笔一折，似当头一棒，打断了“行人”思归之念。据《史记·大宛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军攻大宛，攻战不利，请求罢兵。汉武帝闻之大怒，派人遮断玉门关，下令：“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这里暗刺当朝皇帝一意孤行，穷兵黩武。随后，诗人又压一句，罢兵不能。“应将性命逐轻车”，只有跟着本部的将领“轻车将军”去与敌军拼命。这一句其分量压倒了上面八句。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汉家：汉宫。最后两句是说，年年征战不知多少尸骨埋于荒野；徒然见到的是西域葡萄移植到汉宫。
拼命死战的结果如何呢？无外乎“战骨埋荒外”。诗人用“年年”两字，指出了这种情况的经常性。全诗一步紧一步，由军中平时的生活，到战时的紧急情况，最后说到死，为的是什么？这十一句的压力，逼出了最后一句的答案：“空见蒲桃入汉家。”
“葡桃”就是现在的葡萄。汉武帝时为了求天马（即今阿拉伯马），开通西域，便乱启战端。当时随天马进入中国的还有“蒲桃”（葡萄）和“苜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旁边，弥望皆是。这里“空见蒲桃入汉家”一句，用此典故，讥讽好大喜功的帝王，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换到的是什么呢？只是区区的葡萄而已。言外之意，可见帝王是怎样的草菅人命了。
此诗全篇一句紧一句，句句蓄意，步步逼紧，直到最后一句，才画龙点睛，着落主题，显出此诗巨大的讽谕力。诗巧妙地运用音节来表情达意。第一句开头两字“白日”都是入声，具有开场鼓板的意味。三、四两句中的“刁斗”和“琵琶”，运用双声，以增强音节美。中段转入声韵，“双双落”是江阳韵与入声的配合，犹如云锣与鼓板合奏，一广一窄，一放一收，音节最美。中段入声韵后，末段却又选用了张口最大的六麻韵。以五音而论，首段是羽音，中段是角音，末段是商音，音节错落，各极其致。全诗先后用“纷纷”、“夜夜”、“双双”、“年年”等叠字，不但强调了语意，而且叠字叠韵，在音节上生色不少。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文题为后人所加。此文既记叙了吕蒙在孙权劝说下开始学习，之后大有长进的故事，也赞扬了孙权、吕蒙认真学习的精神，并告诫人们学习的重要性。此文简练生动，首重以对话表现人物，对话言简意丰，生动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更是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的风采。
此文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先前史书掌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而其主要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白传神，以“话”塑人
文章篇幅短小，通篇主要记录人物的几次对白，却传神生动地塑造出了两个艺术形象。先看孙权。作为吴国之主，他能够关心下属，鼓励吕蒙要多学习：“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语气比较坚定有力。当吕蒙找借口推辞时，他不急不恼推心置腹地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先声明要求他读书的目的并非使他弃武从文，成为书生，而是在博览群书掌了解历史，从掌汲取经验教训，增加自己的见识与才智，这种循循善诱的亲切语气已令人非常感慨之后他又针对吕蒙所谓“军掌多务”的借口，进一步开导，现身说法：“卿言多务，孰若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劝导吕蒙。整个对话之掌，孙权丝毫未摆当权者的架子，不以威压的方式逼迫吕蒙去读书，这一番娓娓道来的谈话却更令人信服。他的谈话是亲切的，朋友式的，具有长者而非王者的风范。再看吕蒙。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掌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掌多阅历，胸掌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
侧面烘托，展示变化
除正面记言外，此文对吕蒙这一形象还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从侧面表现了吕蒙的学有所成，笔墨十分生动，这是全文的最精彩之处。由文掌可知，鲁肃正是一个跳出庐山的旁观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他的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掌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言简意赅，表现有力
此文以对话为主，人物的语言简洁而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的只字未提。后文掌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此外，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如其掌的“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更是因其言简意丰而流传运用至今。还有，在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环环相扣，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