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气入草木，伤夷从此始。
盛极衰从之，循环固其理。
老翁复何事，新凉欣酒美。
金气入草木，伤夷从此始。
盛极衰从之，循环固其理。
老翁复何事，新凉欣酒美。
整首词境界鲜明，形象突出，情思深婉，作者以乐景表忧思，以艳丽衬愁情，巧妙地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极大地增强了艺术的形象性，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词的首句，“万顷千涛不记苏”的“苏”，当指苏州，旧注中的“公”，当指苏轼。这一句说的是苏轼未把苏州为千灾荡尽的田产记挂心上。
词上片写词人酒醉之后依稀听见千声大作，已记不清何时苏醒过来，待到天明，已是一片银装世界。词人立刻从雪兆丰年的联想中，想象到麦千车的丰收景象，而为人民能够饱食感到庆幸。下片回叙前一天徐君猷过访时酒筵间的情景。歌伎的翠袖柳絮般洁白、轻盈的雪花萦绕中曳，她那红润的嘴唇酒后更加鲜艳，就像熟透了的樱桃。而词人却酒筵歌席间，呵着发冻的手，捋着已经变白了的胡须，思绪万端。
词人摄取“呵手镊霜须”这一富有典型特征的动作，极大地增强了艺术的形象性和含蓄性，深刻地揭示了抒情主人公谪贬的特定环境中的忧思。这一忧思的形象，衬以白雪萦绕翠袖和鲜艳的绛唇对比强烈，含蕴更丰。
上片比较明快，下片更显得深婉，而上片的情思抒发，恰好为下片的无声形象作提示。上下两片的重点是最末的无声形象。它们彼此呼应，互为表里，表现了词人一个昼夜的活动和心境。遣词、用字的准确形象，也是这首词的特点。如“不记”二字，看来无足轻重，但它却切词序“酒醒”而表现了醉中的朦胧。“但令”一词，确切地表达了由实景引起的联想中产生的美好愿望。“烂樱珠”，着一“烂”字，活画出酒后朱唇的红润欲滴。
《国风·召南·小星》是西周现实主义诗集《诗经》里的一首。为先秦时代的民歌，体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役夫之悲。全诗二章，每章五句，每章的前两句主要是写景，但景中有情；后三句主要是言情，但情中也复叙事，所谓情景交融说的就是这个。
第一章之前两句云：“嚖彼小星，三五在东。”姚际恒所谓：“山川原隰之间，仰头见星，东西历历可指，所谓戴星而行也。”
征人奔走，为赶行程，凌晨上道。忽见小星，三五在天，睡眼惺忪，初亦不知其星何名也。言在东者，东字与公、同趁韵，不必定指东方。第二章云：“嚖彼小星，维参与昴。”征人睡梦才醒，故初见晨星，不知何名。继而察以时日，然后知其为参星与昴星。第一章只言小星，三五在东，不言星名；第二章既说小星，又说乃参乃柳，这就是诗分章次的道理。诗虽写景，而情亦隐见其中。
诗之每章后三句主要言情者，第一章云：“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夙夜”旧释“早夜”，“日未出，夜未尽，曰早夜”。夙夜或早夜都不是两字平列，而是上字形容下字的偏正结构。征人天不明即行，可见其不暇启处，忙于王事。《北山》诗云：“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可见同为“王臣”，同为“职司”，工作并不相等，遭遇并不相同。第二章后三句云：“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改第一章的“夙夜在公”为“抱衾与裯”。又改“同”为“犹”。改“同”为“犹”者换字叶韵。改言“抱衾与裯”者，则由于上章之“夙夜在公”，凌晨上道，弃室家之好，“抛衾与裯”也。“夙夜在公”是“抛衾与裯”之因，“抛衾与裯”是“夙夜在公”之果。文心极细，章序分明。征人之“不已于行”，较之“息偃在床”者，是“寔命不犹”。写役夫之悲，真是词情并茂。
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卫风·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这一点是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的基础。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卫风·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