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景情相生与渗入意念之笔,传达了苏轼与王闰之双双思念之心态。“寸恨云谁短,绵绵岂易裁?”点化运用了韩愈《感春五首》“孤吟屡阕莫与和,寸恨至短谁能裁?”和白居易《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诗句,将双方隐隐的恨怅和连续不断、无法剪断的情丝吐于字里行间。“半年眉绿未曾开”,是说宋神宗元丰二年八月,苏轼入狱离开王闰之,十二月二十六日获释。第二年二月一日到达贬所黄州,正好是半年时光。已经虚惊了一场的王闰之,这半年的愁眉怎么能展开。“明月好风闲年,是人猜”,写王闰之僻居一偶,只有明月、清风作伴,任何人也无法猜透她此时此刻思夫的心情。一个“猜”字,将王闰之思夫的心态传达得十分贴切。
下片以景融情与回味之笔,似梦非梦地追寻 “寸恨”与绵情欲剪断之心绪。“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残冻被春雨消融,冷灶被温风暖复。通过这一对偶句所写自然界的变化,寓隐着王闰之面临着的将是良辰美景。“尊前一曲为谁哉”透过一层,反衬出昔日夫妻对酒当歌而今定有回报的新情滋生。“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再进深一层,回到眼前,苏轼将用保存着的那尚未吟咏完的一曲欢歌迎接你的到来。宋神宗元丰三年二月中旬,苏辙乘船送嫂嫂,五月底到达黄州,苏轼与王闰之团聚。“寸恨”、绵情终于裁缝,梦幻变成现实。正是“别来音信全乖,旧期前情堪猜。”(宋代欧阳修《清平乐·小庭春老》),颇有新奇巧妙、余音绕梁之艺术效果。
全词运用景与情、意念与感触、梦幻与现实交融手法,把苏轼与妻子王闰之的绵绵恩爱与忠贞不渝之情熔铸于字里行间。较之苏轼以前所写的怀念前妻王弗的《一斛珠·洛城春晚》毫不逊色,有异曲同工之妙。
史达祖与其妻“十年未始轻分”,感情甚笃。这首词把悼念亡妻的痛切之情与独处异乡的孤寂之感揉合在一起,感人至深。
上片为忆旧。词写于时近“寒食”之际,正当莺啼燕语,百花争妍的时节,换上春衣到郊外踏青赏花,是古代文人的赏心乐事。此时“寻春服”,自然不难联想起当年妻子在日,每值清明寒食,总要为自己裁几件春衣。“裁春衫寻芳”便由此落笔。“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这两句用以一“记”字领起两个四字句。《古诗十九首》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素手”二字已暗示出其妻的贤慧温柔。旭日临窗,作者看着妻子为自己外出赏花准备衣裳。这是一幅极平常的家庭生活剪影,静谧、和谐、美满。“十年未始轻分”的夫妻终于拆散了。“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前句化用谢道韫《咏雪》诗:“未若柳絮因风起。”这里将“柳絮”改作“残絮”并继之以“斜阳”,透露出一种萧瑟凄凉气象。残絮被风吹去,难以寻觅,暗示妻子的亡故。以“残絮”比其妻,也透露出词人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妻子死后,已几度春风;柳照样绿,花照样开,而伊人一去不复返了。“谁念我,今无裳”二句,照应词题。显示出梅溪词结构之缜密,此情本是因寻春服而起,“今无裳”勾起愁肠,使作者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自少年消磨疏狂”一句,出自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的“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中年丧妻,郁郁寡欢,少年豪气消磨殆尽。上结三句,又用领字格,以一“但”字领起三句,刻画梦境。“听雨挑灯,攲床病酒”二句,明显是借用贺铸悼亡词《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中“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句意。“多梦睡时妆”乃是写实情。上片通过对亡妻琐碎往事的回忆,倾诉作者对她的一往情深。
下片直抒胸臆,重在表达自己对亡妻绵厚炽热的深挚感情。换头是一个折腰六字句,“飞花”照应“残絮”,“良宵”照应“多梦”,使上下片意脉紧紧相连。又有人去楼空意兴阑珊之味。“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以“有”字领起两个四字句。这两句互文见义,说明亡妻精于音乐。音乐虽美,则难与旧人共赏,不禁伤怀难已。睹物思人,自然引入下句:“最恨湘云人散,楚魂伤。”词人青年时期曾在江汉一带生活过,他写及爱情的许多作品也常常带上“楚”“湘”等字眼。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其结婚是在楚地,二是其妻名“湘云”之类。在这里,“湘云人散,楚兰魂伤”二句为对文,曲笔写妻子之死,自己之悲。冠以“最恨”二字,是极写词人的痛惜之情。“身是客,愁为乡”二句更推进了一层,表现了自己孤独凄苦的身世之感。“算玉箫、犹逢韦郎”句,用韦皋典故。玉箫生不能与韦皋再会,死后犹能化为歌妓与韦皋团圆。对照感叹自己妻子亡故以后,再也无缘与她重会了。后结“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二句,既点出此时节令,又暗举出与亡妻共同有过的美好往事。词人寒食祭坟,见人家出游踏青,妇女采集芳草,不由想起往日新婚之乐来。以乐景写哀情,愈见其哀思之深切。
《寿楼春》乃梅溪自度曲。本来似乎是志得意满的心境,但车马轻裘,锦衣玉食,换不来佳人一盼,正是富贵景象,凄凉心境,两相对比,自然引发词人无限伤感。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韵律方面:其一,此词冲破了一句之中“一声不许四用”的戒律,词中常出现四平声句和五平声句。如“消磨疏狂”,“犹逢韦郎”均为四平声,而起句“裁春衫寻芳”则是一个五平声句。这是对词律的大胆突破,这在婉约词人中更是极罕见的。这是史达祖对婉约词的发展。其二,此词多用平声和拗句。全词一百零一字,平声字便占了六十四个。拗调平声使声音舒徐平缓,也直接影响到词的艺术风格。正如焦循所说:“词调愈平熟则其音急,愈生拗则其音缓。急则繁,其声易淫,缓则庶乎雅耳。如……吴梦窗、史梅溪等词,往往用长句……而其音以缓为顿挫。”(《雕菰楼词话》)其三,运用双声叠韵。这使词的节奏更为舒缓,声情更为低抑,充满凄音,适于抒发缠绵哀怨的悼亡之情。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