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这首诗首联先是抒发人生感慨,人越老,生活中乐事也越渐稀少。颔联写桥畔村头的集市风光,有桥畔莼丝担和村中小酒店。颈联则转写自然景观,选取的是最具有江南和初夏特征的风物。尾联以“郊行”应题以结束全篇。全篇无一“喜”“乐”等字眼,诗人欣喜之情却漫溢于画面之中,令人读之心醉神怡。
首联以抒发感慨的议论提起:人老了,感到生活中乐事不多。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眼下春天又完了。这两句诗,联系陆游的经历来看,不应视作叹老嗟卑的陈词。诗人有志难伸,被迫赋闲,光阴空逝,欲挽无由,当此之际,不会没有“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陆游《醉歌》)的激愤,只是这首诗没有触着这方面的话题,因而出语平和罢了。不过,“容易”和“又”二语,还是约略透出了一丝感慨之情。
中间两联就承接“春归”二字落笔,具体展示初夏时分平水道上的景象。
颔联写集市风光:桥上莼丝担,路旁小酒店。陆游生于江南,对于其味深有体会,一个“滑”字,最能表现莼菜特色。桥头是过往行人必经之路,莼丝担停在桥头,可谓善于选择地址。从“压”字可见,担中莼丝数量不少。在这桥畔村头,酒店自然是少不了的。初夏时,豌豆、黄豆相继粒绽。江南村俗,带荚水煮,用以佐酒。村店中常可以见到用粗瓷碟子堆起几盘以招徕顾客。二句颇能表现时令特点与江南水乡的地方特色。
颈联转而写初夏自然风光:傍水林中,随风传来声声莺语。市上人家的园内,碧草如烟,蝴蝶翻飞。不说“莺语”、“蝶飞”,而说“莺语语”、“蝶飞飞”,动词叠用,情景热闹,读来更有亲切之感,表现了诗人的愉悦心情。时当初夏,郊行稍久,即感暑气侵人。于是诗人便取出单衣,在梧桐阴下站立片刻,换下了夹衣。“小立桐阴换夹衣”,是这首诗中最动人之句。诗人描绘了这一生活琐事,而换衣之处是历来以喻清节的梧桐之阴,则更增添了几分雅致。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