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益的边塞诗,主要是抒发将士们久戍思归的怨望情绪,情调偏于感伤,但也有一些慷慨激昂之作,《塞下曲》便是这方面较著名的一首。
诗以前代戍边名将作比,抒发了将士们的豪情壮志。头二句夸赞东汉两个名将马援和班超。“伏波惟愿裹尸还”,这句说的是马援的故事。东汉马援屡立战功,被封为伏波将军。他曾经说:男儿当战死在边疆,以马革裹尸还葬。“定远何须生入关”,这句说的是班超的故事。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平定西域一些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的叛乱,封定远侯,居西域三十一年。后因年老,上书皇帝,请求调回,有“但愿生入玉门关”句。
以上两句说:为保家卫国,边塞将士应长期驻守边疆,宁愿战死疆场,无须活着回到玉门关。后二句表示灭敌及长期卫边的决心。
“莫遣只轮归海窟”,“只轮”,一只车轮。《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晋人及姜戎败秦于肴..晋人与羌戎要之肴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返)者。”“海窟”,本指海中动物聚居的洞穴,这里借指当时敌人所居住的瀚海(沙漠)地方。这句意思是说,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
“仍留一箭定天山”,“一箭定天山”,说的是唐初薛仁贵西征突厥的故事。《旧唐书·薛仁贵传》说:“唐高宗时,薛仁贵领兵在天山迎击九姓突厥十余万军队,发三矢射杀他们派来挑战的少数部队中的三人,其余都下马请降。薛仁贵率兵乘胜前进,凯旋时,军中歌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以上两句意思是说:“要全歼敌人,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而且应该留驻边疆,叫敌人不敢再来侵犯。”
这首诗通过东汉马援、班超和唐初薛仁贵三个名将的故事,讴歌了将士们激昂慷慨、视死如归、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反映了当时人民要安边定远的心愿。全诗情调激昂,音节嘹亮,是一首激励人们舍身报国的豪迈诗篇。
此词是写给蜀地地方官员的投献之作,虽有“贡谀”的成分,但其以赋体形式极力铺陈,景物风情的描绘、对句和典故的运用都很出色。
上片着重描绘蜀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词作开头,以“控西夏”三字托一组四字对句——“井络天开,剑岭云横”,突出了两蜀地势的雄伟和地理位置的重要。“井络”“剑岭”暗扣蜀地,“天开”“云横”“控西夏”,写得颇有气势。“地胜异”以下,集中笔力转写成都风物的奇丽独特。 “簇簇歌台舞榭”六字又托起一组四字对句——“锦里风流,蚕市繁华”,具体铺写成都市井的繁华景象。“锦里”“蚕市”都是成都的古称,以之名成都,显得明丽而典雅。接下来两句写人物活动。“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市冶。”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那些衣饰华美的俊男靓女,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末句又以“景如画”三字托起“摸石江边,浣花溪畔”两个四字对句,直接点出蜀地风景如画。
下片极赞蜀地某地方官的文治武功。 “梦应三刀,桥名万里”用王浚迁为益州刺史和诸葛亮送费棉出使吴国的典故,暗指某官员升调为成都地方长官。“中和政多暇”,推许他中正和平,政事闲暇。“仗汉节”三句,颂扬他奉命来成都为官,胸怀刷新政治的抱负和举措,甚至盖过了诸葛亮的治蜀功勋和文翁在蜀地教育感化的业绩。“台鼎须贤久”两句,意思是说朝廷非常需要如此有才干的人,所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升调台鼎的高位。“空遗爱”三句,写他的治绩会在蜀地百姓中传为佳话。整个下片多用典故,显得词格高峻,有煌煌大气。不过“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未免过誉之嫌。
在元代前的理学家中,刘因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其诗歌创作各体兼备,尤以七古见长,此诗即是他的七古名作之一。
此诗气势充沛,奇丽雄峭,有韩愈诗“其力大,其思雄”的特点;然其想象西山(太行山)之大,从而梦游上天,“醉抱明月”以归。其中“赤脚踏苍鳞”“天风冷冷”“银河鼓浪”等,皆是险怪瑰丽的意境,兼有李贺诗的特色;而豪情气势,奇想夸张,又兼有太白遗风。可以说他是兼采众长融变为自己独特风格的。
另外本诗想象奇特,不落窠臼,展现了刘因自铸伟词的能力;多细腻的细节描写,叙事连贯通畅,尾句巧妙地运用典故点缀,意境交融,体现了其精巧的构思。总体来说语言平和流畅,趣味盎然,不失为一首佳作。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