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重在写景，通过写 景来抒情说理，寓理于景，寓情于景。景、情、理浑融一体。“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开篇直截了当，写登高望远所见。“秦望山”，因秦始皇南巡时曾登此山观大海，祭大禹，故名。“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乌云翻滚，暴雨如注，给人翻江倒海一样的感觉。一时烟雨茫茫一片，分不清哪个是云，哪个是雨。“乱”“急”“倒立”“不知”等词语写出了狂风暴雨的骇人气势和壮观景象。“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语出《庄子·天运》：“云者为雨江？雨者为云江？”庄子的意思是云兴雨至乃自然之理，没有什么意志和力量的驱使。作者引用此语除了突出狂风暴雨的凶猛气势外，也有狂风暴雨是自然现象这个意思。但是，老子说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不，刚才还是狂风暴雨，现在天气就变成了“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这句承上，仍是作者所看到的景象，表意急转，作者的情绪也急转直下。刹那间西风便把云雨吹散，露出了万里晴空。“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天籁”，自然界的音响，这里指风。在明亮的月光下，回头听见，西风在天空中呼啸而过，大地上无数的洞穴发出了尖厉的声音。这句从视觉写到听觉，表现了自然现象的复杂多变。纵观上片，好像作者只是为了表现狂风暴雨这种自然现象，但联系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不难发现作者有更深的用意在。作者借暴风骤雨到云散雨收，月明风起这种自然现象的变化，暗示着抗金之路虽然看似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广大民众的抗敌呼声如同夜空刮过的西风，将会变成巨大的积极力量影响着时局朝着乐观方向发展。下片引用典故，以古喻今，影射现实，告诫当局不要重蹈覆辙，应奋发有为。“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麇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这里用的是春秋时吴越争霸的故事。作者在这里用这个故事，强调的是吴国国王因为不图长远之计，耽于安乐而亡国。意在告诫当朝统治者应该引以为戒，不要重蹈吴国的覆辙，应该奋发作为，一雪国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登高怀古，占据他心灵的不是秦皇、大禹，也不是越王勾践，而竟是范蠡。这是因为范蠡忠贞不二，具有文韬武略，曾提出许多报仇雪耻之策，同作者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辛弃疾和范蠡，条件相当，但境遇悬殊，范蠡功成名就，而自己壮志难酬，两相比较，作者不由伤感痛心，情绪低落，引出下句“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作为答句，引出最后一句“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难道你没有看见，像王亭谢馆那些当年的行乐之地，现在已是一片萧条冷落，烟雾笼罩着秋天的树木，乌鸦在悲凉地叫着！作者的无奈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这是一首登临览景而咏史怀古之词。上片写登蓬莱阁所见壮丽雨景，极具变化倏忽之致。下片怀想西施旧事，对此作者流露出同情敬仰之意。“岁云暮矣”以下，表达作者对世事沧桑所采取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全词情调统一于自然与人事的变幻，使人产生无常之感。特别多引用庄子玄妙之句，使这一特点显得更为突出。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这是作者送给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汉阳使君的一篇词章，汉阳使君姓名无法知晓，从词中知道他二人阔别十年，重会于大别山，感触颇深，因而赋词相赠。
上片起首二句，一语双关，既写人又写山，把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大别山，我的朋友，高高地耸立在西州，十年后重新相会，山色依旧秀丽，映照着友人那清亮的眼睛，多么令人欢愉！下面转入对往事的回忆，“常记”三句，“鲒狂客”，指汉阳使君是一个豪爽狂放之人，拄着杖披着羊裘，在大雪初停时邀请自己登楼赏景，那时的大别山一派迷人的夜景，使人心醉，在千仞群山中，月亮从山头腾然升起，如被山吐出一样，明月照水，水光又映照楼台，使楼台通明，景色是那样清秀明澈，挚友们在一起畅游，逸兴豪情，何等尽兴！
下片从回忆到现实。“黄粱梦”三句，写经过十年的岁月，国家由盛转衰，空有爱国之心，但仕途蹭蹬，壮志难酬，这一切都如黄粱一梦，眨眼之间，匆匆十年。“与君邂逅”五句，又从感叹转入眼前，现在友人邂逅相逢，两人豪兴不减，重游大别山，举杯痛饮，畅论古今，但两人都坎坷不平，胸怀愤懑，现在只能是“英雄骨冷、清泪难收”了。“骨冷”就是“心冷”，他们满腹爱国热情，徒遭打击，渐至冷却，只能为国洒泪，痛心疾首。最后以“鹦鹉”二句收束全篇，现在没有谁还能像祢衡一样作《鹦鹉赋》。在长满萋萋芳草的鹦鹉洲上，只留下满腔遗恨，是祢衡的遗恨，也是作者及其友人的遗恨。
词作情景结合，境界宏大，写景状物，雄伟开阔，豪情逸兴与身世之志并寓其中、慷慨激昂，旷达豪放。
全篇词感情豪迈粗犷之中见真情，作者再现了大别山纵横辽阔、莽莽苍苍的雄浑境界，体现了一种浓郁的感情色彩。起句“大别我知友”，用拟人手法，赋予大自然以情感意识。大别山成了词人的“知友”，“突兀起西州”句，笔势突然跃动，呈现大别山的挺拔耸立；这里“西州”指汉阳军。在突兀雄壮的大别山前，激起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涛：“十年重见，依旧秀色照清眸。”阔别了十年的山色，景色依然清秀如故亲切自然。十年前作者曾游此山，连及当年邀陪游山之人：“常记鲒碕狂客，邀我登楼雪霁，杖策拥羊裘。”寥寥几笔，朋友的豪放性格又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鲒碕，又称鲒碕，山名，在今浙江奉化县东南。此“鲒碕狂客”指“汉阳使君”，点出其籍贯。
“狂客”二字，从唐朝贺知章自号的“四明狂客”而来。四明宋时称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鲒碕山在其境内，故称“鲒碕狂客”，显然以贺知章为比拟，写出这位汉阳使君的豪逸狂放：“杖策拥羊裘”，通过拄杖披裘的艺术形象，表达十年前朋友相逢时一块儿雪后汉山的快乐的情致。衬托了大别山雪后的迷人的凌晨景色：“山吐月千仞，残夜水明楼。”千仞群山，配以一轮残月，同时月光照着清澈的湖水，水光又反映入楼台，真是一派景色优美，感情飘逸的山光月色。“残夜水明楼”出自杜甫的《月》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王以宁袭用诗语，再现了与故友同游的美好回忆：雪天月夜的大别山，景色清秀明澈，两位挚友登山，逸兴与山月水色一起充满宇宙。
词的下片，作者以飞动的笔调，把久别相逢的激荡豪情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十年的漫长岁月，个人的宦海浮沉，犹如黄粱一梦。“黄粱梦，未觉枕，几经秋”，过片承上启下，与上阕的“常记鲒碕狂客”相衔接，这次重游大别山，是作者在经历了打击、折磨之后，但没有使词人颓丧消极，反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发展比十年前更加成熟深沉。这里的“与君邂逅，相逐飞步碧山头”句，与上片“邀我登楼雪霁”遥相呼应，过去是雪后“杖策拥羊裘”登上山头，这次老友之间因偶然的机会相逢，“相逐飞步碧山头”但是彼此豪兴仍不减当年。“碧山头”指大别山巅。巍峨的大别山，又一次迎接这两位老朋友，他们在“碧山头”举杯痛饮，畅谈今古，两人都壮志未遂，悲愤填膺。真是一对志同道合的生死之友“举杯一觞今古，叹息英雄骨冷，清泪不能收”，这一句写重游大别山的种种感慨，叹息过去“英雄骨冷”，现在想来清泪难收。古代如此，现在又怎么能改变得紧接着从汉阳鹦鹉洲的眼前景致联想到祢衡作《鹦鹉赋》的故事，因此作者以“鹦鹉更谁赋，遗恨满芳洲”结束全词。表现了作者的事不随愿，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这芳草萋萋的鹦鹉洲上，只有满腔遗恨！他借《鹦鹉赋》为喻，道出了胸中的郁积：“飞步碧山头”的激烈情怀，在面对鹦鹉洲的怀古幽思中，又逐渐地趋于低潮，陷入沉思之中。
词意是“呈汉阳使君”，记叙作者与老朋友汉阳使君的深厚情谊。王以宁对两次游览大别山的描写，文笔飞动：第一次逸兴遄飞，壮志满怀，但还没有经受过压抑的痛苦；第二次“飞步碧山头”，是在仕途险阻、人世变迁之后，感情转入苍凉深邃但词人的心理却更加成熟。词篇所展现的，是豪迈而细腻的感情体验，是壮阔宏大的突兀山峰，是千仞丛山中的月色和令人深思的“残夜水明楼”，是芳草萋萋析鹦鹉洲的怀古幽怨。词人在强烈动荡的思想情绪中，动用动静相结合的艺术手段，将大自然的环境与作者的感情波澜和谐地统一起来，“相逐飞步碧山头”，这句是写朋友邂逅相逢的万千感慨，极其激动，在翠碧的山峰上飞步相逐，情趣达到了忘情忘我的境界；本来是静悄悄的大别山的黑夜秀色，大别山头的月夜群峰，亦为词家一阵阵飘动的情绪狂澜所掀动所感动。动静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词篇音调飞扬，顿挫有力，笔飞墨动，纵横豪石，独具异彩。
文章通过虚构的情节，推出司空公子和綦毋先生两个假设的人物，以二人在集市邂逅为纽带，以其问答诘难的框架结构成篇。篇中主要描写钱的神通广大和无孔不入，写了钱在某些人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写了钱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边力量，并引用历史典故加以说明，征引《诗经》以为佐证，强化作者的观点。全文在写法上以铺叙为主，层层展开，铺张扬厉，淋漓尽致，并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增强了文章的效果。历史上有人把《钱神论》归类于寓讽刺鞭挞于嬉笑嘲谑的俳谐文，而该文谐中有庄，是很严肃的，它对金钱的描绘，对时风的讽刺、揭露都非常深刻。
作者假托司空公子和綦毋先生的对话，揭示当时社会风气大变，指出当时“时易世变，古今易俗”，作为钱神产生的背景。而后借司空公子之口，叙述钱的历史，交代金钱的来历；描述钱的形体，交代名为孔方的原由；分述钱的特性，交代人的贫富、强弱在于钱之有无、多少，以此作为揭露金钱神力的引子。
接着，作者就集中笔力，对金钱的巨大神力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刻而有力的揭露。
其一，学优则仕原是儒者传统的人生道路。但自金钱来到人间后，做官就不靠知识了。文章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说明如今“官尊名显，皆钱所致”。金钱主宰着一切：危安、死活、贵贱、生杀等等，都取决于钱。它可以“排朱门，入紫闼”，通关节，买人情，使人“无位而尊，无势而热”，办任何事情，都非钱不可。金钱成了万能的神，知识贬值，已一文不值。因而作者愤激地说：“何必读书，然后富贵！”
其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原是儒家传统的观念，但由于钱的法力无边，作者提出了“死生无命，富贵在钱”。钱是万物的异化形式，它可以使万物互相转化：祸转为福，败转为成，危转为安，死转为生。甚至“性命长短，相禄贵贱”，也在于钱，而不在天。作者把钱和天的力量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天有所短，钱有所长”，结论是“天不如钱”。钱的力量超过了主宰一切的上天，成了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神。人格的完美，依照儒家观点，必须具有仁、义、智、勇、礼、乐等条件。现在由于钱可使丑变成美，使卑贱变成高贵，使罪过变成正义，因而完人的条件，亦“唯孔方而已”，钱成了左右人格的动力。
其三，俗话说：“朝中无人莫做官”，但时至西晋，朝中有人而无钱也仍然做不到官。“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何异无足而欲行，无翼而欲翔？”即使此人才貌超群，空手摇臂，无钱送礼，也仍然做不到官。但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权势，做上高官。可见钱的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了。这些论述对金钱的神力是大胆的揭发，是犀利的解剖！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与此同时，作者还对世人追逐金钱的丑态作了形象的描绘。一些清高的读书人听儒者讲学或玄学清谈，都深感无味，昏昏欲睡，而“见我家兄”则“莫不惊视”，精神振奋：唯一能刺激他们神经的只有一个“钱”字。至于那些当朝权贵更是嗜钱如命，“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执”和“抱”，活画出这伙钱癖的丑恶嘴脸。西方谚语说：“金钱无臭味。”他们对钱也是“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只要是钱，就如蝇逐臭，唯钱是求。文章结尾作者通过钱神的自白，揭示钱之为神，“处处皆有”；爱钱之癖，古已有之。回应前文，收束全篇。
《钱神论》除开头司空公子和綦毋先生的对话运用散体，句式长短参差不齐，而后则以简短的四字句为主，在工整的四字句中，亦间杂以三、六、九字句，句式排比整齐而又有变化，骈散相间，错落有致。文中用韵，也形式多变，或两句一押韵，如“使才如颜子，容如子张。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归，广修农商。舟车上下，役使孔方”；或四句一换韵，如“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读来韵律和谐，铿锵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