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用虎门形势的雄壮险要和遗垒的残破颓败，当年抗击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和眼前侵略者的嚣张狂暴作对照，抒发出忧时伤世的愤慨心情。全诗文辞瑰丽，风格雄浑。
“粤海重关二虎尊”写景，由远及近，由海及山，勾勒出虎门的地理形势。一个“重”字写出了侵略者难以突破的层层险峻防御关口，而一个“尊”字又写出了“二虎”不可侵犯的雄伟气势。在如此形势的战略要地作战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而且定能大获全胜。从字面看是写景，但在写出这样的景中已经包含和体现了诗人为什么这样写的主观情绪，“重关”与“二虎”的客观形势与勇猛必胜的主观信念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
“万龙轰斗辜何存”，不仅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将士抵抗英军侵略的英勇战斗最终未能抵御敌人的入侵，而且在此抵抗敌人的战斗业绩也永远成为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存在和发生。原因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致使虎门炮台被英国侵略者轰坏并拆毁防御工事。
诗人用“万龙轰斗”四字追叙当年的英勇行为，表现了诗人对爱国将土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战的赞颂和缅怀，而“事何存”的反问强烈地谴责了清王朝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纵使有英勇不屈的将土有虎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雄关，然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引狼入室的结果，使侵略者倍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使中国的危机不断加深，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至今遗留下来的唯有残石断垣余垒，破败不堪，一派凄怆苍凉，只见白浪滔滔、汹涌而过，虎门似乎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雄风伟力，虎山完全被“白浪如山”的气势所吞没。抚今思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但诗人并没有直言抒发，而是对清朝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嫉愤、对当年辉煌抗战业绩高然无存的哀惋、对民族危亡深切忧患等等复杂情感都寄托在最后这两句眼前凋零残败景象的描述之中。
全诗四句，只有一句言事，其余三句均写景。同是一个地方、一种环境，但战前的景象与战后的景象截然不同，形成虎虎生气与残败不堪的强烈对比，这就在于诗人移情于景所致。诗人对战与降的态度不同，对战前和战后历史的心情不同，就在不同的景象描写中即对景象的不同描写中蕴含着诗人完全不同的情绪和评价。虽然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发感情，但思想感情却表达得淋滴尽致，尽在景象描述之中，尽在不言之中。
全诗可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两句以比兴发端，出语惊人。《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说卦》）谚曰：“树大招风。”则高树之风，其摧折破坏之力可想而知。“风”前又着一“悲”字，更加强了这自然景观所具的主观感情色彩。大海无边，波涛山立，风吹浪涌，楫摧樯倾，它和首句所描绘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实际是现实政治气侯的象征，曲折地反映了宦海的险恶风涛和政治上的挫折所引起的作者内心的悲愤与忧惧。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在这样一种心情支配下，作者痛定思痛，在百转千回之后，满怀悲愤喊出了“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自身痛苦经历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权势便不必交友，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无论从传统的观念，无论从一般人的生活实际，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儒家一向强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从《诗经·伐木》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到今天民间流传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都是强调朋友越多越好。然而，正是由于它的不合常情常理，反而有了更加强烈的震撼力量，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悲愤。从曹集中《赠徐干》“亲交义在敦”、《赠丁仪》“亲交义不薄”、《送应氏》“念我平生亲”、《箜篌引》“亲友从我游”等等诗句来看，作者是一个喜交游、重友情的人。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如今却大声呼喊出与自己本性完全格格不入的话来，不但用以自警，而且用以告诫世人，则其内心的悲苦激烈、创巨痛深，正是不言可知。
“不见篱间雀”以下为全诗第二段。无权无势就不必交友，这当然不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所发出的悲愤至极的牢骚。这个观点既无法被读者接受，作者也无法引经据典加以论证。因此他采用寓言手法，用“不见”二字引出了持剑少年救雀的故事。这个故事从表面看，是从反面来论证“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不易为人接受的观点，而实际上却是紧承上段，进一步抒写自己内心的悲愤情绪。
黄雀是温驯的小鸟，加上“篱间”二字，更可见其并无冲天之志，不过在篱间嬉戏度日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只于人于物都无所害的小鸟，竟也不能见容于世人，设下罗网，放出鹞鹰，必欲驱捕逐得而后快。为罗驱雀的鹞鹰何其凶恶，见鹞投罗的黄雀何其可怜，见雀而喜的罗家何其卑劣。作者虽无一字褒贬，而感情已深融于叙事之中。作者对掌权者的痛恨，对无辜被害的弱小者的同情，均不难于词句外得之。
作者又进而想象有一手仗利剑的少年，抉开罗网，放走黄雀。黄雀死里逃生，直飞云霄，却又从天空俯冲而下，绕少年盘旋飞鸣，感谢其救命之恩。显然，“拔剑捎罗网”的英俊少年实际是作者想象之中自我形象的化身；黄雀“飞飞摩苍天”所表现的轻快、愉悦，实际是作者在想象中解救了朋友急难之后所感到的轻快和愉悦。诚然，这只是作者的幻想而已。在现实中无能为力，只好在幻想的虚境中求得心灵的解脱，其情亦可悲矣。然而，在这虚幻的想象中，也潜藏着作者对布罗网者的愤怒和反抗。
曹植诗歌的特点，钟嵘《诗品》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八个字最为确评，也最常为人引用。但就这首《野田黄雀行》而言，“骨气”（思想内容）确实是高的，而辞采却说不上“华茂”。从总体上看，这首诗更具有汉乐府民歌的质朴风味。首先，拔剑捎网、黄雀谢恩这一情节，就明显受汉乐府民歌中许多带寓言色彩的作品的影响。西汉《铙歌》十八曲中《艾如张》一曲有“山出黄雀亦有罗，雀已高飞奈雀何”之句，对此篇构思的启发，更是显然。其次，此诗的词句也多质朴无华。“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这种句式完全是纯粹的口语，“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二句中的叠字及顶真修辞手法也都是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这些朴实的词句和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正相适应，如果有意雕琢，其感人的力量也许倒反而会减退了。于此可见曹植这个才高八斗的作家向民歌学习所取得的成就。
《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开篇就描绘了一个气氛极为紧张的局面：赵君新亡，秦兵犯赵赵求齐助，齐要长安君作人质爱子心切的赵太后不肯让儿子去冒这个风险，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强谏，并声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触龙的谏说显然要困难许多。他深知要能说服赵太后，就必须让她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然而，若从正面去讲道理，则将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自取其辱。因此，必须顺着太后溺爱长安君的心理因势利导，巧说妙谏。
在争取到面见太后机会后，触龙先用缓冲法关切地询问太后的起居饮食，并絮絮叨叨地与她谈论养生之道，使本来“盛气而揖之”、戒备心极强的“太后之色少解”。这样，就从感情上消除了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为进谏的成功拆除了第一道屏障。接着，触龙用引诱法恳切地为自己的幼子舒棋请托，以期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出她的心事。果然很快就勾起了太后的爱子之情。在她看来，触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的“知己”了。她不仅“笑曰”了，而且饶有趣味地与触龙争论谁更疼爱幼子的问题，开始毫不掩饰地向触龙袒露心迹了。这就为下一步谈论如何爱子的话题奠定了基础。
触龙抓住契机，引出太后爱燕后的话题。女儿远嫁，长期不见，而出於一个君主的威严又不能提起，这是一个母亲埋在内心的隐痛。有人提起，对太后是个释放郁结的机会，当然也愿意听了。左师说起燕后远嫁，太后曾为她“泣”“哀”“思”，可每到祭祀却祝：“必勿使反。”借此提出“父母一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命题。然后把太后为燕后长远打算的爱与为長安君短浅计议的爱作比较，并由远及近的提出帝王的子孙不是都不好，而祸及其身是因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無勞”所致。最后直指“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赵。”话说到这里，太后已心服口服了。左师劝谏的使命圆满完成。他俩在長安君质齐问题上达成共识，心与心在同心点上重合了。
触龙的谏说自始至终未有一语提及“令长安君为质”，而太后情不自禁地说出“恣君之所使之”，同样没有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的话，与触龙的精彩说辞彼此配合，相映成趣。双方心照不宣，达成默契，丝毫不显尴尬。文末用“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作结，使首尾圆合，结构谨严，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喜剧色彩，彰显了触龙谏说的卓著成效。
触龙的攻心术，使趙太后从抵触到对撞再到接纳最后到契合，始终未提長安君质齐这个话题。可听了触龙一席话后，太后主动要求触龙派遣長安君使齐为质。看似无心插柳，实是以情一动人，这就是智者的风采与魅力。
这首词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借景抒情，下阕缘情发议。它从当时世界性的大冲突出发，借助昆仑山脉的高大形象，抒发了诗人彻底改造旧世界，埋葬帝国主义，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伟大抱负。在毛泽东诸多的诗词杰作中，《昆仑》词以厚重的历史感、思想视野的开放性以及想象的新颖雄奇性，占有着特殊的艺术地位。词的上阕作者以夸张、比喻、拟人的手法，浓墨重彩，描绘了昆仑山光影交错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艺术形象。既突出了它“数学上的崇高”和“力学上的崇高”，也突出了它的高寒、多雪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在正与反的强烈对照中，自然引发出一个促人深思的问题：对于此中的历史功过，究竟应当如何评说？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一起笔，巍巍昆仑奔来眼底，以其壮美的雄姿，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横空出世”，以天地为上下标线极状其高。“莽”，以视觉印象的迷茫无际极状其广。“阅尽”则有两重意思：一是以人世沧桑为参照物突出昆仑的古老，一是以昆仑作为特定窗口来收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通过这一双向映照，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赋予了昆仑山以历史巨人的崇高地位。人类历史中所包容的异质性的深邃内涵，由于这一变形化处理而变得格外鲜明和尖锐，强烈唤起读者对人类生存空间及人类历史命运的关注。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昆仑山披冰盖雪，千里蜿蜒的气势，和这种巨大的自然力带给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巨大自然力的负面影响，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酷烈。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也因此显得更为急切了。昆仑山是一个如此奇特的存在，它既是力的极致，又是灾的根源。对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必然引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是对以昆仑山为代表的自然力的深层属性的探索，也是对以昆仑山为见证的人类历史的深层内蕴的探索。诗人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作为集中的关注点，要求做出公正的评判，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向历史挑战的勇气，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自觉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词的下阕，是作者对上阕中提出的问题，通过雄奇的想象所做出的美学回答。而今我谓昆仑”，是对“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强劲对接。“而今是对“千秋”的接榫，“我”是对“谁”的接榫。“当诗人说着我的时候，同时也在指着人类和世界。”（别林斯基语）因此，这句词中所说的“谓”，就自然扩化成作为无产阶级自觉代表的诗人和作为人类历史文化象征的昆仑山之间的直接对话。“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是气吞山河的宣告也是对大山的指令，带有不容违拗的威严性，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宰沉浮的伟力和自信。
“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诗人借助想象的力量，对高寒多昆仑山重新进行工程性的精心裁制。在这举重若轻地扭转乾坤的“抽”“裁”二字之中，形象地表达了通过革命斗争去理想地改造世界的远大志向。战国时楚国的宋玉作《大言赋》，其中有“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宋玉想象着把整个天地化成一辆大车，以大地为车，以圆天为车盖，在这样的大车上，有柄长剑，它的一头自然要延伸到天的外头。李白在《大猎赋》里说“于是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李白想象抽出倚天剑来，只要呵斥一声便使昆仑山轰然倒下。李白的另一首诗《临江王节士歌》写自己的抱负，“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宋代词人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辛弃疾说需要倚天之剑来拨开云雾见青天。这些诗人的丰富想象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并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但是不同的是，古人笔下是“剑倚天”，而在毛泽东笔下则是“人倚天”，更加凸显人的高大形象。如此高大的巨人自然威猛无比，能够倚天抽剑，把昆仑山截为三段。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诗人继续发挥雄奇的想象，对裁下的三截大山做出了不偏不倚的处理，让昆仑山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在经过兴利除弊的改造后，为全人类共同造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段话，可以帮助人们具体理解这三句词中博大精深的理性内涵；这三句词，可以看成是这段话中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艺术注脚。“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是人类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中国古代贤哲把它表述为“世界大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把它表述为“解放全人类”，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诗人对人类明天的衷心祝愿，也是对本词宏大主旨的画龙点睛。无疑，这一主旨的广阔和重大是旷世罕见的。它的无与伦比的广阔性，在于它对人类历史的全息包容；它的无与伦比的重大性，在于它对人类解放的总体启示。在人类面临二战浩劫的前夕，毛泽东以自己雄奇瑰丽的诗篇，表达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惟有彻底变革旧世界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铲除战争的根源，全人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