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讲述了一则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学者之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之人的嘲讽，亦告诉了人物认识事物需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这一道理。全文层次分明，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叙述，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情节简单、语言简练，读来却耐人寻味。
全文层次清晰，其行文结构主要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庙里的和尚和普通人一样，因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有限，按照常规思维划着几只小船，顺着河流去寻找石兽，当然是找不到；可是学者按照自己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进行推理也不正确，他的一套理论也许能让众人暂时信服，但是事实还是事实，按照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向地下挖掘，肯定也是找不到石兽的。老河兵因为常年与河流打交道，对河流的水、石、泥沙等习性有更细致的了解，因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石头逆流而上了。按照老河兵的方法在上游寻找，果然找到了石兽。
文章结尾揭示了主旨：“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凭主观猜测而下判断欤！”像和尚和道学家那样“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的情况是很多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作者对此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的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又指明了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途径：不能片面地理解，更不能主观臆断，而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事物的特性。文章寓理于事，给了人们非常深刻的启示。
此文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却是耐人寻味的。它说明天下的事物虽有其共同规律，但更有其殊性。而事物的特殊性，又是和它所处的环境、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它更是发展变化的。现实中的许多生活经验，其实都能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这首诗写的是作者人到中年后的一些感受。郑谷当时寓居长安，面临着新春的到来。漠漠秦云（长安旧属秦地），淡淡天色，正是西北春天的典型景象。望见这个景象，诗人自然会想到，又一个春天降临人间。但随即也会浮起这样的念头：跟着时光推移，自己的年岁不断增添，如今是愈来愈品尝到中年的滋味了。
中年，往往是人的一生中哀乐感受最深切的时候。青春已逝，来日几何，瞻前顾后，百感交集。诗中不作过多的描述，只是抓住对花无语、借酒浇愁两个细节，就把那种思绪满怀的复杂心理状态烘托出来了，笔墨经济而又含蓄。
那么，诗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底下一联为我们略作提示。“故第”，即旧时的住宅。寻找故第，只见苔色满墙，斑驳难认，意味着追怀平生，遗踪恍然。“春田”，指家乡的农田。由连夜雨声，触发起春田的忆念，暗示要弃官归隐，安度余生。上句是回顾，下句是展望，正体现了人到中年时的典型思想活动。作者借故第、春田、苔色、雨声等事物反映出来，形象鲜明而又富于概括力。
然而，往事既不可追，来日也未必可期；现实的处境一时难以摆脱，衰迟的年华更无情地逐日而去。在这样的矛盾交织之中，除了翻出旧诗稿来修改几遍，琢磨一下自己作诗的技巧，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排遣心头的烦恼呢？结末两句表面说的“自喜”，实际是在年事虚长、无所作为情况下的自我安慰。透过外在的平静气氛，分明可以体会到诗人那种强自压抑下的无聊索寞心绪。
郑谷的诗以轻巧流利见称，反映生活面不广，从本篇也可以得到验证。此诗涉及中年的苦闷，虽不无时代政治的投影，而主要仍限于个人的感兴，社会意义不大。但文笔清新，思致宛转，尤善于用简炼明白的语言表达凝蓄深沉的情思，在其作品中亦属上乘。
这是一首送别词。上片写送别的情景。词人的朋友宇文德和被召赴行在所，词人为他饯行，坐在榕树之阴，痛饮美酒，以壮其行。二人依依难舍，全然没有顾及到叠鼓频催，促人登舟。二人一直饮到暮色苍茫新月已经悄悄地徘徊于山巅。离愁缕缕，有如秋水，二人不忍遽别。友情之深，留恋之意尽在不言之中，场面由热烈而渐次清静，又为二人留下许多畅叙衷肠的机会。由月上暮山，到次日天明，晓帆将开，二人皆已醉意朦胧，纵然难舍，也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候。
换头，化愁为慰，友人被召赴行，词人对他寄予殷切的希望，也许可以为抗金贡献力量，现在友人全家都欢欢乐乐地走了，江上行船要忘掉一切疑虑，江边的鸥鹭也不要猜疑。最后他借苏轼鸿雁归来的典故说明南宋朝廷的形势是好的，此去也许会一帆风顺。词人和他的友人都是主战派，当时秦桧之流为了卖国求荣，陷害了许多爱国大臣，鉴于宇文德和被召、吉凶未卜，尚有隐忧，故词人写词鼓励他、宽慰他，同时也把抗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词人襟怀坦白，眼界开阔，忧国之意常现于笔端，虽为送别之词，却未写一般的离愁别绪，政治上的志同道合使全词充溢着浩然正气和豪放之情。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